回顾一下事件的起因

韩寒在2011年末写了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史称韩三篇，一时激起千层浪。我发挥一下小学老师教过的阅读方法概括一下这三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仅是个人看法，概括得不好，对不起小学老师了）。

1. 《谈革命》：在一个缺乏集体诉求的国家里，革命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再加上国人对民主和自由理解的独特性，总是有点儿乱来的意思，遇事又常常明哲保身，倘若真发生革命，革命的成果也必定落入“坏人”手中，就算是选举，谁最有胜算，早已不言而喻，也只有当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达到真正文明的程度，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却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改革是一定要的。
2. 《说民主》：天鹅绒革命的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在中国的现实都还不存在，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发生，那么完美民主就不可能在中国近期出现，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地追求，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当然，民主迟早会来，只是国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对于人性，全世界人类都差不多，但好的制度才能保障高的 素质。只有改变了人民，一切也就都改变了，所以，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3. 《要自由》：这才是最终的目的，自由是要努力去争取的。文化的限制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文化人抬不起头来，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这需要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进行松绑，让人们在谈论写作的时候不会常常感觉恐惧不安，让所有的年轻人都不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只有这样，这个时代才能赋予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并名垂千史。

各界的反应

质疑：

1. 周斌： 人不是天生低素质的，高素质都是教育和培养出来的，但是得先提供一个高素质的环境，总不能让狼窝里长大的孩子一天就明白人类社会的规则吧。而且，尽管他的粉丝有些有暴力言辞倾向，我仍然认为他们是配享有民主权利的，而不是韩寒那样，认为他们不配享有，因为那是他们应有的利益，他们珍惜不珍惜那是他们的自由。
2. 梦里醉逍遥： 虽然我对“革命”一词也并无好感，这一态度和韩寒比较相似，但我认为韩寒的论据和论证的方法却是完全错误，甚至荒谬的。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语文没学好还是逻辑没学好，如果硬要我给这种论证方法给出一个名字，我只能想到一个词叫“意淫论证”。先意淫“中国人”，再意淫未来，既然什么样需要的事实都有了，那么证 明韩大导演说的是多么对简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就像写一篇讲故事的文章那样轻松。
3. @北京崔卫平：假如没有革命的危机，没有革命带来的压力和动力，怎么会有改良？革命是悬在改良头上的一把利剑。只要有社会不公，革命永远是潜在的和平行存在的。在改良倒退和失败之后，革命将会到来，不是任何人的意愿，虽然革命的果实是苦涩的。但这并不能阻止革命发生。
   当时许多的捷克人有住房，有小汽车，但为什么还要起来革命？天鹅绒革命是一场人的尊严的革命，存在和价值的革命。这场革命远远没有结束。哈维尔也并非是一个成功人士，也许是一个失败的典型。他是一个永远异议者，令权贵们不舒服，也刺痛一向自满的人。
4. @周濂的围脖：1， 美国独立战争，殖民地人民1/3主战，1/3求和，1/3不置可否。富兰克林最后关头还在谋求避免革命的可能。结果呢，谁赢他们跟谁。所以革命无需所有人 民都准备好。2，大不列颠帝国的《糖税》《印花税法》只是温柔一刀，与苛政猛于虎毫无干系，诉求价值而非利益才是美国革命之道，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5. @一毛不拔大师:实际上我看到的数字更有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要武装革命的人占20%，要坚决保皇的人占10%，剩下70%是打酱油的。其实各国转型时情况大体如此，专制社会的变动大多数民众都是没发挥作用的。
6. @破破的桥：1. 民主制度是权力参与和运作的模式，与其无关的素质并不重要。民众代表的素质是其代表性，与对议程的尊重，代表爱打架，不遵守规则，固执己见等，会影响民主 质量，但不会导向专制。试图垄断权力才会专制。民众参与的最低素质，不是会选“好官”，而是能把“坏官”选下来，正常人即可做到。2.连正厅级别没爬到的 人，谈改良同样是空谈，仅有求知意义。在不公正制度下维持现状同样需要支付成本，有人幻想某日“民主化”以后，能把以前流失的财富“夺回来”，这是不可能的。改良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对权力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同样痛苦，考验利益损失者的承受力。3.改良者往往宣传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双赢”过程，民众获得了权力和自由，掌权者获得了安全。但后者是个很容易识破的谎言。中国所需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掌权者丧失利益的过程，维稳制度才是保障后者利益最 大化。探索改良路径者，必须先承认这个事实，再想方案。
7. ……

支持：

1. @韩仁均叔叔： 我电话问韩寒，你为什么这么取题目，谈革命和说民主，又大又危险。他说，两篇小文章哪里说的明白啊，只是这样取名字，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 触碰的词语，能争鸣总是一件好事。我一想也是，无奈有些学者不解风情，大谈什么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最好闭嘴，肤浅不配这些标题啊，真滑稽。
2. 谢文的观察：“一批人认为韩寒的观点错了，至少是比过去退缩了，因而大失所望；一批人本来就认为韩寒肤浅和哗众取宠，这次则谈论起他没资格谈论的问题，因而大动肝火；一批人过去很反感韩寒，理解、支持甚至参与对韩寒的打压，这次认为与韩寒有共鸣，因而颇为赞赏。”
3. 张天潘： 关于民主、革命、自由的著作与论述，汗牛充栋，再牛逼的人物，你也不能说都读过。所以，对于韩寒不读书的指责，十分可笑。更何况，每个人对于这些名词与内 涵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因此这些没有明确定义的名词，如何解读都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名字之前早已被添加了各种修饰语，也便有了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意，或者意义有更多的外延、深入。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革命，民主也不会从天而降，自由也是难以讨要到的。于是，我们必须仰赖公民实践的社会的建构，培 育公民自治社会，培养社会力。
4. Oh-My-Media： 在资讯爆炸权威失范的时代里，当下的青年不再需要所谓“精神导师”（那些讲“成功学”的大师除外），但不妨碍他们多一个叫韩寒的朋友。这个朋友不断发言， 打破的是不健康的犬儒或者虚无态度，让青年们知道原来关心身边时事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是有意义的；这个朋友又不会培训“愤怒青年”、恐怖分子或者革命家， 而是示范了一条有原则、讲道理、较温和的道路，不必过分牺牲和奉献自己也可推动社会前进。与韩寒相似的，例如连岳或者梁文道，他们也广受网民欢迎，并不因 为其“深刻”、“学究”或“激进”，而恰是他们承认自己的局限和平凡，又不乏适度的勇气、幽默与常识，打造出了一个常人值得信任、也可以学习的真实的“公 民偶像”。“韩寒现象”，或者说这类人的走红，对于改变我们过去要么回避政治，要么就你死我活地“零和博弈”的社会政治风气，具有积极的意义。“日拱一 卒”、“我们就是体制”这些朴素的理念将渐渐深入人心。
5. 易中天：第一，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第二，国民素质不能成为反对民 主的理由。恰恰相反，国民素质越是低，就越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提高国民素质。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民素质更低。只不过，在国民素质不高的情况 下，我们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三，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决不能依靠那些“走台的文人”。不信你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才当了个山大王，就容不得林冲了。因 此我赞成韩寒的话：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我还要补充一句：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岭！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 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
6. @熊培云：今之时代，一个人如果指出国王没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评者；如果他指出民众可能也没有穿衣服，那么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这样的思维是非常可怕的，这也恰恰是统治者思维。最理性的方法，我仍旧认为是对于政府与社会，都要坚持批评。舍此，我们不可能有可靠的进步。
7. 文化狂人： 中国有着悠久“非吾同类，势必水火”的悠久传统，对于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往往是不留情面的刻薄打击讽刺嘲笑，甚至是人身攻击，并且不放弃奸尸等有着巨大伤 害的手段。在这样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的驱动下，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原本作者在平心静气的叙述一个观点，总会有人跳出来，直接绕过观点本身，要么 以一种磅礴的气势居高临下地批判你一番，要么就是直接站在一种永不动摇的道德制高点上鄙视你，或者直接风卷残云般的腥风血雨摧残你。几乎每一个稍有争论的 文章都会遭此命运，那些反对韩寒的和支持韩寒的，包括韩寒，都难逃这个命运。再者，我们总是很喜欢去揣测人的动机，比如，韩寒是不是怂了？是不是被招安 了？这些与观点本身无关的讨论，甚至是争执，完全与观点无关，甚至扭曲了作者的原意，将可能原本中立的观点带入了一种难以揣测，难以验证的阴谋论。
   观 点的争执本身是普遍而且必要的，这几个话题，本身就很中性，而且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着，无论是支持和反对都是正常而无害的。更不用说牵扯到波诡云谲的中 国社会，更是迷雾重重，难以言尽。可若是将本身健康的观点争执引入了没有论点与论据的站位或是阴谋论，那么接下来的一切都是浪费时间，谁也不能说服谁，只 能更加坚定你那不知对错的狭隘思想。
8. 王成律 师：韩寒的三篇文章是一整体，不看清《谈革命》的意思就急于开骂尚且罢了，看完了《说民主》还骂就有点2了，看完了《要自由》还坚持继续骂说明是货真价实 的2了：谈革命说民主只是一个引子一个由头说说症状病因罢了，真正的要害是开的方子“要自由”——您得“争自由”啊，年复一年只会空谈会有自由吗？你、 我、他，争自由了吗？？？这才是韩寒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很多人对于韩寒或有一种期待、拔高：青年领袖、异议知识分子领袖……但截止目前来看，实际 上他只是一个提倡自由生活、从自己做起积极争取自由的独立思考者、积极实践者，这三篇文章集中表现出这一点。认为韩寒谈“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是超级误读： 他真正批的是光说不练。练，很多自由民主民主爱好者做不到….
9. 宮鈴： 我始終覺得這個社會恐怖，許多人可以為了偶像撻伐、咒罵任何人，一但這個偶像令人失望了、不合己意了，單憑幾篇文章則會悲憤得搥胸頓足，反目成仇。我不覺得誰是神聖不可侵犯，但我也恐懼這種將翻臉當獨立思考的自我表揚。就算這個偶像一時不察說錯了，那就該被踏上一萬隻腳？當然我不是認為韓寒在這幾篇文章是 對或是錯。看到韓寒都被潮水般批判，我不禁也自傷了起來，究竟是政府不讓我說真話？還是人們決定什麼真話我能說？我曾很明確的跟友人說，我清楚今天眾人的 肯定與追捧只不過是我說了大家想聽的話，如果有一天不小心我說了大家不愛聽的，那麼今天這些追捧我的可能是踩我踏我最凶狠的。因此我從不沈浸於這種多少粉 的虛幻。

中立：

1. 北大教授张颐武： 我越来越觉得很多东西的结果，其实并不是不同人的改变，而只是同类人的聚集。在我的微博马甲里，你觉得这个政府糟透了，时日不多。在别人的微博马甲里，你 觉得生活挺安逸的，一切都好。所以，你所关注的一切，就是你所看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更新的越来越快，你都来不及下载。
2. 刘瑜：观念有争论是好事，但是动不动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打成“读书少”、“没文化”，好像关于当代中国变革问题的论争有一个标准答案，而这个答案就藏在某个大部头的第673页的第5行里，这是不是有点~~~
   我怎么觉得韩寒还是韩寒呢，一些人的痛心疾首和另一些人的欢欣鼓舞都让我一头雾水。不理解一些人在“路线问题”上的激动，作为一个吃米饭的人，看见有人吃屎，我会大惊小怪，但看到有人吃面条，这没什么吧。如果大家想去同一个地方，跑着去还是走着去，先吃再上路还是路上买吃的，何必大动干戈呢？
   但我的确不同意韩寒的若干观点。第一，虽然我同意目前中国民众变革意识不足，但我认为变革并不需要全民觉醒，它往往由少数人启动，大多数人无非是搭车的。再说过度动员对于社会变革未必是好事，所谓请佛容易送佛难；
   第二，虽然我同意韩寒，有效民主的真实基础是民众观念和行为的变化，而不是制度的纸面变化或者上层机构的变动，但我认为民众观念的变化首先需要制度变化为其打开空间。把马放出马厩它不一定会跑，但是不放出马厩它肯定学不会跑；
   第三，我不同意韩寒对“文人革命”的轻蔑。第三波民主化（70年代中期以来）带来了约50个国家的民主化（也就是民主国家数量翻倍），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城市中产阶级、大学生和知识群体引领推动。即使有所谓“上层配合”，也往往是社会强大压力下的退让而已。
   其实我觉得韩寒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悲观看法挺好，建立在悲观认识基础上的努力比建立在乐观基础上的更牢靠。前者引向对转型困难和漫长的心理和制度准备，后者却容易使人在理想受挫时陷入怨恨和政治虚无主义。再说万一转型其实不那么痛苦，不还算个惊喜吗？
3. 王小峰： 韩寒这两篇文章，从核心上讲，没什么新观点，至少鲁迅在好几十年前都说过，对国民素质的批判也是一些文人经常谈论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还不认识德先生、 易先生、傅先生。如果说韩寒这两篇文章为什么有这么大反响，一方面韩寒一直是话题人物，受关注度高，说什么人们都会当个事儿说说，另一方面只能说跟很多人 不读书没常识不了解历史有关系吧，看到韩寒说这番话觉得特新鲜。不新鲜的是中国人向来喜欢站队，现在又多了一个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实际上是一种通过话 语权来站队，过去没有这项权利，只有姿态。这一站队一争论，就又变成大型团体操了——按照指定的动作和队形排列，国民的智商立刻退回原型，像草履虫一样回 到网络上的最简单的几个动作上。韩寒的文章至少有启蒙的目的，没想到启动了一群“萌”，大家都很萌地玩起了简单拥护与反对的游戏：对骂啊，表态啊，声明啊……用表达话语权的方式卖萌这次终于以群体方式登台亮相，太他妈讽刺了。最后大家都会忘记韩寒到底说了什么，而是想着自己在这场争论中到底以什么样的身 份告退。
4. @薛涌微博：中国人太愚昧，不适合民主。过去听这话，觉得很有自我反省精神。后来这种说法越来越流行，才明白其底牌：这么说的人，全把自己当作不愚昧的中国人。言下之意，中国的问题，全是别人的错。大家在铁屋子里睡，他是醒着的。事事怪别人八零后九零后，更喜欢这话。真妈滴能反省。
   韩寒最近的麻烦不那么简单。他的价值在于反叛，在于说出了“皇帝没穿衣服”的简单事实。但是，当他不那么反叛，讨论起并非简单的事实时，他的形象就开始崩塌了。所以，我劝他去哈佛读书。并不是一定要去，而是说当他要干不同的活儿时，应该意识到这需要全新的手艺。
   为 啥把白莲教太平天国当成革命？在中文里，“革”“命”基本就是杀人的意思。但我们说的革命其实是西方引进的现代用语。如英文是revolution，没有 杀人，激变而已。亚里士多德把“革命”定义为两种，一种是彻底改变现有政体，一种是修改现有政体。劝年轻人多读点书。当然不读也没事，那就别谈这个。
5. @五岳散人：韩寒的两篇文章出来之后，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心目中那些大知识分子基本都反对他，而中小知识分子以及我这种知道分子最多是对其某些论点不同意，大方向上是赞同的（胡锡进就算了，他无法归类）。我不知道谁对，但我觉得这就是目前的现状与韩寒文章最好的注释。
6. @王冉：中国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平安夜，网上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却是–“革命”。韩寒，这个几乎一半言论会被河蟹、另一半总是在被保留与被删除边缘的人，接连写了两篇涉及最敏感话题的文字，却遭到了新浪大主编异乎寻常的严重肯定，这事本身也可以“载入史册”了。
7. 张铁志： 韩寒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识到“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另一方面他又悲观地认为 “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无论如何，韩寒应该知道，并不是他写一篇文章《要自由》，自由就会自己降临。如果你先自己缴 械了，那么执政者是不会把东西送给你的。

韩寒之“变”的答案

1. 路金波： 我经常夸韩寒。都是真心的。我不是韩寒的经纪人，也不是他惟一的出版商（《独唱团》、《1988》及最近的赛车写真书《韩寒最好的时代》，都和我没关 系）。作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了解他多一些。这个比我年轻7岁的小伙子，他的正直、善良、洒脱、大气，确实卓尔不群，堪为我师。例如他面对这个阴谋论，包 括出道十几年中的各种质疑，“不回应、不解释、不辩论”。例如他背着银行数百万房贷，但为了“清静”而拒绝各网站动辄上千万的开微博邀约。例如他写《论革 命》《谈民主》《要自由》“韩三篇”，各方面争议比较大，他也不懂“藏拙之道”。本身就是那么想的。写了就写了吧。
   韩寒的确是个“野小子”，但是他最核心的那一套价值观、品质，是浑然天成、弥足珍贵的。
   他有一种“钝感力”。
   而那些更聪明的人呢，都在读《孙子兵法》《二十四史》《曾国藩家书》，治军、治国、治家，“读史使人明智”，每天都长心眼。这拉起队伍革命就是毛泽东，做起生意赚钱就是史玉柱（史老板似乎是跟毛委员学的管理嘛）。
2. 韩寒的2011：
   2011年，我自己的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从2009年和2010年开始的。那时候我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发自内心的痛恨。我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也是一个晚上开车看见路上有一个坑都会报警并守着这个坑的人，天天盼望中国突变成美国或者台湾式的社会。我甚至认为香港或者新加坡都是不 完美的，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制度必然带来了巨大的弊端。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于是我开始在意于这些赞誉，甚至不自觉的迎合。然而的悲悯都抵不过悲剧的重复。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我想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批评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执政者的腐败和贪婪，这个社会官民对立严重。是啊，你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说，咱们真是可怜，你的上司是个屁，他弄砸了这么多事情，还开好车养小蜜。以你的能力，远不应该只获得现在这些，而且凭什么让那个傻逼当你上司，人人都有当上司和换上司的权利，他的那些东西，都应该是你 的。这话除了那个上司不爱听，谁都觉得说到他自己心坎里去了。我这么写文章，再加几句俏皮话，大家肯定都觉得我说的特别好，而且凡是不赞同者，皆会被民众 说成五毛，是权贵之走狗，民主之敌人。就算想批评我两句，也得先夸一千字，才能委婉提上一两句，否则很容易引起不满被戴上各种帽子，就像我批评的那些人给 其他反对者扣帽子一样，所谓左右之间互相从来都没有协商和妥协。当我发现批评我的人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小心翼翼的时候，我自然高兴了一阵子，但后来我总觉 得不对劲，我知道无论我说的多么对，我必然有地方错了。
   于是，想了很久，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2011年间早些的一些文章，从写钱云会村长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开始有所变化。当 然，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因为很简单，权贵捞着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的讨好民众。你说民众 多么好多么对多么善良多么高素养，民众应该得到什么什么，民众应该享受什么什么，天赋民众各种权，民众的眼睛不光是雪亮的，而且都是双眼皮⋯⋯这些话其实 和当年毛泽东上位之前狂拍群众的马屁并没有什么区别，民众也许只是他获得权力和威信的筹码。在好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认为凡是一党专制的，就 要推翻它，必须多党派，必须直选，必须三权分立，必须军队国家化。当时也有朋友和我争辩，说会死人，会混乱，会倒退。当时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啊，没试过怎 么知道，你那是统治阶级的推辞，再说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不做的极端一点，不激进一点，你怎么铲除顽疾，大乱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乱世，我未必不是枭雄。但是逐渐我发现，这种态度和那些独裁者的“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实差不多。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 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多成为一些别的什么，而一切和我的工作有关的自由，我会依照宪法，不停的要，躺着，坐着，站着，走着，写着，说着，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无推动，无变革。至于写作，在新年里，我希望我能写的只让我自己更喜闻乐见，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想写的写，不想写的就一个省略号。

后记：至于之后关于“人造韩寒”的质疑，虽无不可，却也是挺无聊的吧，如南桥所说，“这些大胆的假设大家先别急着当阴谋论去否定，我觉得这场喜剧真是很有看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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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历史，争议最大，因为假设无用、真相不真、言不能尽。

然。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荀子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 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一千多年后，科学文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 水准，稳定地发展，在 之后几前年里，欧洲也完全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六次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士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

第一件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 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的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前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 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 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件事：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 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得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第三件事 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頤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的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象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的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第四件事 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說：“八股之害，甚於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九十??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很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ps: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因为大英帝国后来又如何？只是自己的强大并没有错，至少别人不敢动你。）

第五件事 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是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是不会失去海上的霸主地位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 “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 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象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 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象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 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花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的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 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赚钱。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 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可以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 于这是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可笑又可叹的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还以为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可以说把这个人弄 个铁像跪在郑和像前放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前也不为过。

请大家原谅我对这个人咬牙切齿说了这么多，公正地说把责任归罪于他个人是不公平的，当时的 明王朝的军臣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见识，只知道钻营，谋私利的庸碌之辈，因此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样的说法。归根结底，是理学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 毒害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即使是有见识的人也脱离不了这个局限。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牵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的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第六件事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 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他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 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 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 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朗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取掉的，因此即使 开始学习也能难作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一百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将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 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是我们完全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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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两篇文章，探寻苦难对人的意义。

第一篇：狄马——荒谬的苦难哲学

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过去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而，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腆颜事敌，终获成功。流风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应该对这种苦难负责？做子女的在改善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除非你打算继续让母亲享受苦难，否则，这些现实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但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像还应该感谢似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难，母亲就没有发挥“忍耐”功夫的舞台。

其实，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谁也不能说，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写不出《春秋》；屈原留在宫中，就不赋《离骚》；左丘眼明，就不会写《国语》；孙子脚好，就不修兵法；不韦仍然是宰相，就不编《吕览》；韩非不囚，就没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圣贤高兴的时候就一定写不成？因而，这是把特殊的历史情境当成了普遍的创造规律。

实践当然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但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可重复性，有人获得了实践的检验权，别的实践就没有了检验的机会，谁能保证它不是真理？曹雪芹全家喝着稀饭，喝酒也要靠“按揭”，居然写出了《红楼梦》，但谁能保证他吃饱喝好就写不出《红楼梦》，或写得更好？

这牵扯到中国人如何对待苦难的问题。苦难在一定的意义上，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甚至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也愿意承认这种苦难哲学对人的安慰作用。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苦难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条件的。这首要的条件就是苦难的承担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超人的心智，以及对自己牺牲较低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定不移。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些人为了取得更高的成就，总是得牺牲在他们看来价值较小的目标，但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承当者来说，这种选择有时会变得异常残酷。因为它不仅要牺牲自己的健康、安逸和生命，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而且更令人丧气的是，即便牺牲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也不一定能换回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它需要牺牲者的才力、勤奋和机遇都处于一个比较协调的状态里。可以想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的创造精神被苦难和凄惨的生活窒息。在荣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面前，在只有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尊严的社会里，要让所有的人都顶住贫困、疾病以及各种世俗专断势力的压迫从事他所心仪的事业，未免是奢望；在离婚、抄家、监禁、杀戮、秘密处决、甚至灭门九族的威慑面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向撒旦宣战，而大多数人则选择了投降。在他们看来，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要牺牲世界上那么多的好东西来保全它，就未必值得。这就是历史上被处宫刑的人多矣，而司马迁只有一个的原因。

其次，对制造苦难的人来说，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我们知道，身被诸苦成就非凡事业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牺牲他们认为价值较低的目标来成就他们认为价值更大的目标。但这种牺牲也得有一个限度，一般来说，不能剥夺他们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创造一切价值的基础。仁人志士可以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但如果牺牲了生命也无法换取更大的目标，这种牺牲就变得毫无意义。在生命保全的前提下，牺牲者必须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或者叫“牺牲的自由”。“文王拘而演《周易》”当然是历史佳话，但我想，商纣王的监狱里一定没有牢头狱霸，否则，保命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推演八卦?进而说明大殷帝国，尤其是羑里监狱当局的管教干部具备起码的人文素质，否则，怎么能允许一个朝廷要犯在监狱里搞科学研究？孔子一生颠沛流离，晚岁退而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但春秋诸国都没有惨无人道的户籍制度，否则，孔子就有可能被当作“三无人员”收容劳教——即使写出《春秋》，也可能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秘密监禁；孟姜女不满秦帝暴政，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成为中国最早的抗暴英雄，但如果孟姜女还没有哭就被割断喉管，她怎么能成为万马齐喑时代的首席女高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乡，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隐逸诗篇，但本人自述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如果土地收归国有，房屋又面临强制拆迁，恐怕他老人家也难吟唱“归去来兮”；方孝孺恪守儒家经典教义，拒不草诏，被灭门十族，磔裂于市，但如果朱棣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就没有办法以死来完成他的节烈美名……

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摹传主的不幸，以为传主越不幸，他们的人格就越伟大。最终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但这无法解释像歌德、泰戈尔这样命途顺遂的天才；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如果说苦难是对一个人有帮助的话，那么楚怀王就成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功臣，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汉武帝就成了支持史学研究的好领导，他虽然没有给司马迁拨经费，但如果不是他阉割了司马迁的话，司马可能就写不出《史记》；皇权专制就是好，要是没有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李白、苏轼、关汉卿就不会留下那么多牢骚满腹的诗篇；甚至奴隶制也不坏，要是没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隶们哪会心甘情愿地修长城、筑皇陵？……　而且，为了让这些才子俊逸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让楚怀王、汉武帝、始皇爷爷做得更糟糕些——正如一部汽车，动力越大，牵引力就会越大——作为读者，我们自然就会收获的越多。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牺牲他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哪怕被要求者是古人或外国人。

在游览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常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解说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是不是愿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结晶”又是怎样形成的？是由血、汗、水还是葡萄糖析出来的？在我看来，任何一门艺术如果不能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甚至完工之日就是创造者的生命终结之日，那么，这门艺术之所以留存下来，就是因为后人要研究祖先的耻辱。长城也许雄伟壮丽，兵马俑也许奇巧无比，故宫和颐和园也许幽深似海，但作为人类罪恶的象征，我们应该首先记住，这些用白骨奠基，充斥着脓血和眼泪的所谓“艺术”只是因为时间的久远，使我们拉开了距离“审美”。充其量是坏事里面衍生出的好事，不值得赞美。就像强奸使一个寡妇怀孕，使她晚年的生活有了依靠，但不能因此赞美强奸；流氓将一个少年的腿打断，使他没有资格报名服役，从而避免了“为国捐躯”，但不能因此颂扬“打断腿”；一恶棍无端将一男子阉割，使他没有机会犯生活作风问题，但不能因此炫耀说：“还是阉割好哩！”……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我们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善恶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内是没有意义的。一件我们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没有机会获得好评，也没有机会招致恶损。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顶住舆论的压力，毁家纾难，成就一项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全无心肝。

由于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诺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个老人的身心摧残；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鲁迅《论睁了眼看》）看来这种“乾坤大转移”的法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后受益者？当一些人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受人哄骗地出售了他们的体能和智力时，谁是这种廉价产品的真正买方？从中国农民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减的最后得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受着非人的苛待，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换来的只是一句“吃苦耐劳”的道德美誉，而几千年来他们的善良、隐忍是不是提高了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许的良心发现而减轻压迫呢？或者干脆反过来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打死一只狗熊或猕猴都要判刑，但打死一个农民却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有时还会成为晋升的资本。牛马般地付出，绵羊般地忍耐，换来的却是虎狼般地侵害，那么，这忍耐究竟是助恶呢，还是扬善呢？而几乎所有脑满肠肥的“城市贵族”，甚至是专家教授，开车玩一回“农家乐”回来都盛赞农民的乐天知命，而他们哪里知道隐藏在这笑容背后的是永无止境的伤害积淀而成的无奈。无数次的哀哭使他们知道，哭没有用。没有人因为他们哭丧着脸而给予帮助。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贫民窟里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褴褛；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从来不祈祷，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请求，因为没有人会理他们。中国农民从来不上教堂，是因为没有教堂；从来不请求，是因为神明听不见；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用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不害怕死亡，是因为到地狱也不过就是在水深火热中种地（服苦役）。

诚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可供人们选择的自由总是有限的，但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人们知道，只要我肯牺牲一些在我看来不重要的价值，加上努力，就总是可以达到目的。再也没有比我十分清楚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不能改变命运更令人绝望的了。一个人的处境可以不理想，但他如果知道这只是因为我自己不愿放弃安逸，开辟新天地；只要我愿意，就没有那个人或组织可以阻止我追求幸福的进程，那么，这现状就变得可以忍受。在这儿，忍受不忍受苦难，何时动身追求新的生活，新生活的标准是什么，完全由我自己决定，不是任何领袖或巨型组织灌输的结果。

当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选择自由，但这不能成为某些人和组织剥夺别人自由的理由。社会也不能养活一批专门替别人选择幸福生活的人，新闻机构除了报道真相没有教人安分守己或冒险进取的义务。即便是这样，不幸和悲惨的事情仍然会随时发生，但它与有意识指导人们生活的社会不同的是，这种不幸不是官长和当局合谋的结果，非人为的力量是造成贫富、好坏等不平等现象的主要罪魁。因为它是非人为的，所以这种力量不管是来自市场，还是意外（上帝），它对人尊严和心灵的伤害程度要比有意识加诸的苦难小得多。区别之大正好比不小心摔倒和被人有意绊倒。

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从皇帝身边讨来了纸笔的人，先是大言欺人，要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老老实实做顺民，做奴隶，不但要做奴隶，而且要从奴隶的命运中寻出美来。时间长了，就自己也糊涂了，只能自欺，骗己。灾难和苦痛一来便背诵亚圣语录：“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而问题是这“苦”、“劳”、“饿”、“空”、“乱”真是由天降的吗？如果真是由天降的，它使人掉价的程度当然要小得多，但我怀疑中国的圣贤鸿儒们多数时候是把人降的疾苦委之于天。因为灾难和痛苦如果是人为的，立即就存在一个如何改良的问题，于是眼睛一闭，嫁祸于天，万事大吉。

最普遍的人情是：如果疾病、灾难、困顿来源于一种不可知的力量，这种力量你把它称作“上帝”还是“天”都无所谓，要紧的是这种力量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而且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因此，你的懊恼不是针对某人的懊恼，你的悔恨不是针对某种势力的悔恨，而且你相信，只要这种力量是来源于“天”的，那么，“天”就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赐给你不幸。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指天地是一个自然存在，无所偏爱。但你如果知道你的命运是被一些与你一样有缺点、会跌倒、能说谎、有罪性的人控制的，而且这种控制是很难摆脱的，除非你肯牺牲自己的尊严，出卖自己的色相和金钱使那些能决定你命运的人改变决定，你就没有办法使情况好起来。上教堂不行，因为教堂是针对上帝的呼求；去法院也不行，因为凡是能有意识陷害你的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是穿一条裤子的。这时，你就真成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世界上最孤苦无助的人了。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扩大选择的自由，尽量减少牺牲的程度和人数，但在个人选择个人负责的公民社会建立起来之前，我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政教分离，让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恺撒。具体地讲，就是将道德从社会实际事务中剥离出来，不要一味怂恿年轻人吃喝玩乐，做新时代的“稻草人”；也不要一味宣扬“苦难哲学”，让人们沉醉其中，无怨无悔，尤其是当号召别人“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人本身就是“万难”的制造者时，这种“苦难哲学”就尤其显得别有用心。

第二篇：周国平——苦难的价值

人们往往把苦难看作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也是完全消极的吗？

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在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也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称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无人能完全支配自己在世间的遭遇，其中充满着偶然性，因为偶然性的不同，运气分出好坏。有的人运气特别好，有的人运气特别坏，大多数人则介于其间，不太好也不太坏。谁都不愿意运气特别坏，但是，运气特别好，太容易地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是否就一定好？恐怕未必。他们得到的东西是看得见的，但也许因此失去了虽然看不见却更宝贵的东西。天下幸运儿大抵浅薄，便是证明。我所说的幸运儿与成功者是两回事。真正的成功者必定经历过苦难、挫折和逆境，决不是只靠运气好。

运气好与幸福也是两回事。一个人唯有经历过磨难，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灵魂才会变得丰富，而这正是幸福的最重要源泉。如此看来，我们一生中既有运气好的时候，也有运气坏的时候，恰恰是最利于幸福的情形。现实中的幸福，应是幸运与不幸按适当比例的结合。

在设计一个完美的人生方案时，人们不妨海阔天空地遐想。可是，倘若你是一个智者，你就会知道，最美妙的好运也不该排除苦难，最耀眼的绚烂也要归于平淡。原来，完美是以不完美为材料的，圆满是必须包含缺憾的。最后你发现，上帝为每个人设计的方案无须更改，重要的是能够体悟其中的意蕴。

快感和痛感是肉体感觉，快乐和痛苦是心理现象，而幸福和苦难则仅仅属于灵魂。幸福是灵魂的叹息和歌唱，苦难是灵魂的呻吟和抗议，在两者中凸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或正或负的强烈体验。

幸福是生命意义得到实现的鲜明感觉。一个人在苦难中也可以感觉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至最高的实现，因此苦难与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感觉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这样，只要没有被苦难彻底击败，苦难仍会深化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

痛苦和欢乐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生命力的乏弱，既无欢乐，也无痛苦。

多数时候，我们生活在外部世界上，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我们忙碌的身子一下子停了下来。灾难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的眼光。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古罗马哲学家认为逆境启迪智慧，佛教把对苦难的认识看作觉悟的起点，都自有其深刻之处。人生固有悲剧的一面，对之视而不见未免肤浅。

至于说以温馨为一种人生理想，就更加小家子气了。人生中有顺境，也有困境和逆境。困境和逆境当然一点儿也不温馨，却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往往促人奋斗，也引入彻悟。我无意赞美形形色色的英雄、圣徒、冒险家和苦行僧，可是，如果否认了苦难的价值，就不复有壮丽的人生了。

领悟悲剧也须有深刻的心灵，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有的人一生接连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巨大的内心悲剧。

欢乐与欢乐不同，痛苦与痛苦不同，其间的区别远远超过欢乐与痛苦的不同。

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帐本上没有支出。这种人尽管敏感，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在他眼里，现实生活中的祸福得失已经降为次要的东西，命运的打击因心灵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掉的，却在他描写赌徒心理的小说中极其辉煌地赢了回来。

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享受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欢乐。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烦恼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痛苦。

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

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

苦是性格的催化剂，它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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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衛鐁囄(754622583@qq.com)

今天新闻头条报道，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武装人员已将卡扎菲击毙。

老卡死了！曾与其并肩齐名为中东“革命双雄”的萨达姆早已死去，卡扎菲的强制谢幕也终于逼迫他与其“精神战友”萨达姆完成由“革命双雄”演变为“喋血双雄”不争事实。

但凡被定义为独裁者的政治家，死去都会有人欢喜有人忧。

“兵者，合于利而动，不合利而止。”

卡扎菲被打死的下场也许出乎了一些人的意料，但也一定是意中之事。卡扎菲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他不是第一个例子，所以不必以为偶然，而是必然。至于卡扎菲为何会必然死去？答案已经写在了飞进他头颅的那颗弹头里面。

除了欢喜老卡死去的一些政客，还有曾经拥戴过他的人民。人民就是这样的，执政者为其谋取最大利益，人民就歌颂拥护，当然，这些人民必须大多数，如若人民不满意了，感觉不是国家利益攸关了，于是有人煽风点火，制造舆论，引导矛盾，在万事俱备，东风在吹的条件下，人民必定造反起义抗议！武力镇压，曾是世界各国政府对待人民反水的通行手法。有的做成功，有的做失败了，老卡是后者，不是手法不好，而是落入了圈套。

卡扎菲特立独行的个性，曾一度在世界的政坛中招摇过市，争议不断。然而卡扎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也许说的清楚，但重要的是取决于到底有没人相信。说卡扎菲独裁，反人类份子，自然也有人相信，因为说的人手里头有证据，有卡扎菲独裁腐败的证据，有卡扎菲武力镇压抗议人民的证据。那为什么确实的证据，有人相信又有人不相信？这问题的关键就是看证据到底是掌握在谁的手中了。世上真正的证据本就掌握在大多数人民的手中，但可悲的是承认是否为证据的取决权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就犹如那句如雷贯耳的名言：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左岸注：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 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 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以北约为首的西方“好汉”，在扛着“替天行道”大旗，又一次粗暴并成功的彻底推翻了一个政权。利比亚人民从此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枪杆子里出政权！又一次完美诠释“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本质。民主、自由、独立，确是诱人的东西，但只知其名不知其味，不知是否具有传闻中的那么鲜美可口，又不知是否犹如传说中的是砒霜毒药！（左岸注：如老杨头所说“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却不会一日建成”）

西方国家很卖力的出钱出枪出飞机，似乎是为了利比亚人民正义公平的需求意愿。但仔细想想又不是，一个商人，而且还是具有政客性质的商人，会做一单高风险低回报的买卖么？当然，会有许多说辞可以证明的确是为了正义和真理才发动的战争。战争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才发动的，但非本土受侵而对外发动的战争，唯一的动机就是经济利益！我相信有为正义而发动的战争，因为那是世界真理的较量！以正义名目行不见得光的勾当，是政客一贯的手段。世上但凡大伪似真的政客，嘴脸看似慈眉善目、道貌岸然的，都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和怀疑性，最重要的还是提高觉悟性。（左岸注：关于这个，要参考一下时寒冰写的《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里的“下一个目标是谁”这一节的内容。）

纵观一年以来的革命运动，从突尼斯自焚之火而引发的革命运动，紧密把利比亚内战、穆巴拉克下台、叙利亚制裁、也门动乱等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一般革命运动的发展的规律，但同时很难想象会没有推手参与其中。政治是利益的集团的斗争游戏，人民意愿大多在操纵者手中。因此，无论是否参与游戏，不在于你愿不愿意或者知不知道，因为，作为一名公民，在扮演社会的任何角色中，早已被某种国家意志所绑定，你接受或不接受，就在那里。游戏的规则由书写历史的继承者所制定，显规则是法，潜规则是利。至于为何会有犯规的人出现，不是在于出现的人，而在于裁判吹了哨子。

卡扎菲之所以有此下场，是因为他不仅和他的团队起内讧，而且还犯了规。但犯规还不至此，重要的是他还藐视裁判的权威和挑战了“组委会”的成员利益。

卡扎菲西去，天国里见到萨达姆，彼此应是相顾无语泪千行啊。

附一篇@郭老学徒的“卡扎菲的坏选择”，另一种解读。

1

卡扎菲死了，很难看，很血腥，也很没有尊严。

一个几十年来扮演传奇和神奇角色的“伟大”人物，缩在一个排水涵洞里，被死神无情地拽走。据说，他死前最后的话是：“不要开枪。”表现了他十足的怯懦。

卡扎菲的妻女流亡国外，几个儿子要么被打死，要么被抓获，要么在逃亡中。

家破人亡。这个下场是他自己顽固坚持的最坏的选择。

2

卡扎菲其实可以做出非常好的选择。

于国于民于己都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他错过了。

3

现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已经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浪潮。不论专制统治者是否愿意，民主大潮都会席卷而来。

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有两种模式：

统治者主动推动的模式和统治者被动应对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4

我们先来看看统治者主动推动的模式。

最典型的是卡洛斯模式。

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专制国家之一。1975年，佛朗哥死后，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前西班牙国王的孙子胡安·卡洛斯一世成为西班牙 国王。卡洛斯继位后，立即主动推动民主化进程，把一个最专制的国家带进了民主社会，他把权力还给了人民，自己成了没有实权的虚君。由此，他赢得了西班牙人 民的衷心爱戴和全世界的尊重。卡洛斯优雅地当着没有实权的国王，佛朗哥时期的专制统治军人集团，那些既得利益者们，也没有被清算，国家在妥协中顺利地完成 了社会转型。卡洛斯的后代将享有这个君主立宪国的国王继承权，如英国王室一样。

卡洛斯是著名的波旁家族的后代，波旁家族曾经统治法国，那个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就是卡洛斯的远亲。同是国王，坚持专制丢了性命，推动民主万民爱戴。

统治者主动推动社会转型的另一个例子是台湾的蒋经国。蒋经国开放党禁，反倒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真正获得了人民的支持，蒋家两代人的独裁历史最后被推动民主进程的功绩画上了句号，蒋经国本人赢得了台湾人民的尊重。

既然是大势所趋，明智地真正地实现“权为民所赋”，不仅是识时务之举，更是一种伟大和优雅。

5

我们再来看看统治者被动应对的模式。

统治者不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主动推动社会转型，终会在某一天或者某个事件的节点被动地面对席卷而来的民主浪潮。

当人民起来争取民主权利的时候，当民主大潮席卷而来时，统治者如何应对?这次中东民主潮，我们看到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突尼斯的阿里，他开始抵挡了一阵，没有奏效，就清醒地意识到了人民的力量，早早地放弃权力出走了。人民少流血，国家少折腾，自己和家人也安全了。这是明智的，也是划算的。

第 二种情况是埃及的穆巴拉克，他比阿里要自信一些，也顽固一些，所以坚持的时间长一些，镇压狠一些。但最后众叛亲离，不得不认输。穆巴拉克没有及时放弃权力 并终止镇压，失去了免于清算的机会，他和两个儿子被押上审判台，不仅清算镇压之罪，还要清算贪腐之罪，老账新帐一起算。

第三种情况就是利比亚的卡扎菲，他过于自恋、恋权和狂妄了，认不准形势，死扛到底，结果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6

卡扎菲如果选择卡洛斯和蒋经国的道路，他将成为利比亚历史上的伟人，成为全世界尊重的政治家。他的家族也会兴旺发达。

卡扎菲如果选择阿里的道路，早早的放弃镇压，放弃权力，他和他的家人可能在南非或者哪个愿意收留他的国家里安度虽然不再显赫但也是惬意的生活。

但是卡扎菲却选择了让许多人流血让自己灭亡的最愚蠢的路。

没有办法，专制就是这样一个害人的制度，它使整天生活在恭维和奉迎的假话中的独裁者，失去了对自己真实影响力的认识，更失去了对人民力量的认识。

权力总是使人疯狂和狂妄，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

7

但愿也门的萨利赫和叙利亚的巴萨尔能够接受卡扎菲的教训，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一个家族一小伙人垄断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绝无可能，越是镇压，你的罪孽就越重，人民的反抗就越烈。还是尽早地做出明智的选择，放弃权力，还权于民。如此，人民少流血，国家少折腾，自己保安全。

8

生命远比权力更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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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是德鲁伊阅读了下面这三篇文章后写的随想！阅读前最好先看一下这三篇文章。

1. 易中天：逻辑与“中国逻辑”
2. 乔布斯：我生命中的三个故
3. 阮一峰：影响力的静模式

其一

乔布斯最伟大的产品设计出现了，iQuit。

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放弃，他选择了，于是我们似乎觉察的是遗憾的放弃。上帝造了三只苹果，一个被亚当吃了，一个砸在了牛顿的头上，剩下的被乔布斯咬了一小口。苹果成为一种宗教的时候，就会感叹一个人的思维力量的强大，一个通过消费品改变人类思维的人都值得尊敬。

求知若渴，虚心若愚！（Stay hungry,Stay Foolish。）这句话从乔布斯嘴里说出来真的很美妙。这句禅宗意味悠远的话，空中才有，有里知无。无空不得纳，无低不得聚。聪明的时候不是能力提高 了，反而是想着如何取巧了。岂不知有太多的决定性的东西跟你是否聪明无关，跟你是否坚守有关。

乔布斯一向采用的方式是，在消费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之前告诉他们需要什么。苹果有能力使用户购买他们曾经认为不需要的产品。网络时代的需求调查，在这句话面前苍白无力。人们不是不聪明，而是太随众；不是不需求，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不是不知道好坏，是信息量太大无从选择。

那你自己告诉你的客户他们需求什么吧。最好让他们惊讶原来他们有这样的需求。

其二

影响力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从产品、营销、管理、人生似乎处处都有太多的巨著帮着你增加影响力。成功学永远是中国人的热门话题，传统的文化比较强调势，势成 事成，聚气以成势。现代的中国，有点技巧有余，耐心不足。说服力和合作影响力大家比较在意。甚而和权谋之术相结合，鬼魅般似了巫术。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里的重点，不是你放弃了竞争，而是你把用于营销活动的时间和金钱，都用来创造真正的价值。”

其实做人也如此，包装是个锦上添花，自身的价值怕是根本，这个眼球经济时代，这个欲望需求时代，这个感官满足时代，BLINKE一下很容易，Think Different很难。会有人发现你的。

让他们会觉得很惊奇吧，你的东西又认真又好，你的人又认真又好，但是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在意过，于是，你可以想见到，他们会去告诉他所能通知的所有人的。让接触和使用你产品的人，变成你的推销员，你的价值就成为你最大的广告。

“保持安静，让自己变得有价值。长期来看，这比任何营销手段都有效。”影响力的静模式，对人对管理对营销都如此。

其三

可以不配合，但不能恶意。

整个世界都在合作，如今的世上不需要合作而生存和成就的人，怕是绝迹了。于是，总是在合作里磕磕碰碰、纠结角力，中国人喜欢关注态度大于关注事实；动机比是非重要；认人不认事。这个逻辑美其名曰为“中国逻辑”，于是乎中国的事情办起来，顺利起来风正一帆悬；磨难起来，风刀霜剑逆流逆风。

沉默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选择，沉默而袖手旁观有时候反而是真正的智者与向好者。恶意对待合作，就是合作的噩梦。怕就怕，合作的人耐受住了恶意，似乎最后的结果也将就的过去。忠奸在于对谁，好坏在于结果与权重。

太多的针对合作的恶意，来源于自我被认定的需求，因为感觉被忽视了感觉被边缘化了，于是乎在出力的时候刻意的复杂流程、专业化环节、有意识忽略信息传递，最终的结果无语的沮丧。一直觉得，一个领导者，最难的不是管理模式选择，而是正向氛围的建立。

任何一个团队，你不用担心没有信息渠道、没有独立作战的能力、没有战斗力、没有执行力。最担心的是负向思维和混乱情况的产生，于是可以不配合甚至沉默，永远不要让恶意出现。

其实另外一方面，恶意针对合作，对恶意者其实时间流逝、精力流逝，再加上些恶意的想法对自己内心的攫噬，也是得不偿失哦。

tip:中国逻辑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确实如此。比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态度不好。其实，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态度，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态度再好，他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态度再不好，也没抄，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呢？这就是典型的中国逻辑：问态度，不问事实。
第二，问动机，不问是非。动机是第一重要的，事实和是非则可以不顾。比如一个贪官为了保命，揭发另一个贪官。难道因为他“动机不纯”，纪检委就不查了？当然，一个人的错误，如果是“无心之过”，应该原谅。但这总得在认定事实之后嘛。
第三，问亲疏，不问道理。只要是自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对的人，说啥都不对。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是反对你这个人。哪怕你跟他意见一致，他也要从动机、态度等方面，找你的茬。
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其四

上海到西安有条高速，陕沪高速。西北再北是一路的主题。

迤逦而来，渐行渐近。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其实向着一个方向奔目的明确的时候并不孤独也不恐惧，安静的懒得计时，反而闲适于沿路的审视。

苏州的发展和底蕴让人激赏，白墙黑瓦的乡村，远比那些发展起来后房子即如千篇一律绝无任何曾经的历史好得许多。历史总是告诉人们教训，人们总是一遍遍重复错误。文化底蕴不会被历史湮没，只会让后人唏嘘。

河南信阳和南阳，高速休息区永远是那么烂，只是稻田与池塘意境，荷花与水牛相衬，偶尔初秋的原野在夕阳里有点懒散和金色，让人忘却自己是从一个都市向另外一个都市前行。

在昏睡里行进陕西，熟悉而陌生的地方，隧道的灯光与外界山野间的漆黑，交替在熟睡的人们脸上，变幻莫定。每个人的梦想不一样，但是又是在这个西北再北的路途上，这个车上，人生或许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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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不是“果粉”，估计将来也不会是，但我一直都对他的这种人格魅力感到非常的好奇，在这里搜索一下乔布斯，竟能找到那么多关于他的文章，可见，他虽然没有占领我的手指，却影响了我的思想。

乔布斯是一名非常有个性的佛教徒，他所创造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带围墙的花园”，正如日本禅宗大师铃木俊隆所说：“所有事物美丽的原因在于不平衡。”对苹果来说，在生态系统的后台实现了完美的和谐，而在前台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

一、乔布斯辞去苹果CEO会对苹果产生什么影响？

作者：keso

乔布斯无论何时宣布辞职，苹果股价都会下跌，这是苹果必须承受的，因为投资者对苹果的长期价值判断必然会因这个人的离开而发生改变。

总会有人说，团队的功劳不能全部记到一个人头上。没错，苹果有全球最杰出的工程团队、设计团队、软件团队、以及Jonathan Ive这样的设计天才、Tim Cook这样的经营人才，但是一群天才组成的团队，未必能造出天才的产品，而有了天才的产品也未必能改变世界商业和消费文化的进程。一家没有任何短板的公司，并不等于一家卓越的公司。

对苹果这家公司来说，乔布斯是无可争议的灵魂，在激发天才们的创造力，人格化消费者认知，增强市场信心等方面，这个角色无法替代。在乔布斯辞职信发表后，苹果市值立刻缩水200亿美元，这就是这个人价值的货币化反映。

那么失去灵魂的苹果会不会从卓越到平庸？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选项，苹果不得不认真面对未来三到五年乔布斯因素渐渐消散之后的公司发展。乔布斯 固然可以设计一系列完美之物，但即使他本人也无法设计出另一个乔布斯。如果传奇可以复制，世间就没有传奇。对技术、商业、时尚、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 握，并通过完美的产品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世界，这只能是传奇。

投资者一直要求苹果制定并公开接班人计划，但很显然，乔布斯无论何时辞职都不会有一个可以延续传奇的接班人计划。Tim Cook可以帮助苹果维持经营，但他不是个可以带给我们梦想的人，苹果也不可能再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接受一家可能经营不错，但不再创造梦想的正常的商业公司。

过去十余年，我们很幸运，因为有乔布斯。今天，传奇正在落幕。

二、苹果有而Google没有的：设计中的导演中心论

来源：纽约时报

在苹果，“1”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最终设计决定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几个核心小组。没有数据分析师。无需委员会一致通过。决策只跟着一个人的感觉走：史蒂夫·乔布斯，CEO。

相比之下Google的决策方式更加传统，很多人都有话柄权。比起设计师的建议，小组决策更喜欢拿实验数据说话。

比赛远未结束。只体现一个专断者品味的苹果制造出了更好的产品，证明没有数个小组、无需成千上万人的建议，你照样可以搞定设计。

两年前，科技博客作者JohnGruber提出了“设计领域中的导演中心论（TheAuteurTheoryofDesign）”。他认为电影制作可以为其他领域中的群体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模型，比如软件。

“处于中心位置的导演（auteur）和很多有创意的人合作，对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并且会进行卓有创意的控制，从头到尾导演所做的就是不停地下决定。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决策也能构成一种艺术。”Gruber说到。

Gruber指出：“任何群体创造的质量接近于负责人的品味等级，不管这个人是谁。”

该理论已经提出两年了，当设计圈的人们在讨论苹果及其竞争对手时该理论仍会派上用场。

GarryTan是一名驻地设计师兼创业孵化器YCombinator合伙人，他认为“史蒂夫·乔布斯并不总是对的，MobileMe就是一个例子。但我们知道所有重大设计决策都要经过他的检阅。这就是一个导演中心论者的角色。”

Tan认为乔布斯先生之所以获得伟大设计师的声誉并非是因为他亲自设计，而是因为他有独到的眼光。他还雇佣了受过传统熏陶的设计师，比如Jonathan。“设计精英同样会吸引设计天才。”Tan解释道。

Google有一个创新实验室（creativelab），这个小组最开始负责品牌广告推广。最近该实验室被要求给工程和用户体验小组提供设计建议，这 些小组遍及Google所有产品。该小组创新总监ChrisL.Wiggins有广告工作背景，他把设计看成是一个群体决策过程，来来回回的讨论卓有成 效。

Wiggins说，史蒂夫只有一个，而且他是个天才。但很有必要说明我们是在讨论网络程序的设计，而不是硬件或桌面软件。因此我们采用了一种不同于苹果的方法。Google通过互联网从用户那里获得反馈，然后进行持续改进。

Wiggins认为苹果是苹果，Google是桔子，两者没有可比性，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苹果的智能手机软件比Google的更出色。

有些设计师因无法完全施展自己的才华而离开Google，但这并没有改进Google吸引并留住设计人才的能力。“Google是一家工程公司，作为一 名研究人员或设计师，你的建议很难在战略层面得以采纳。”PaulAdams在他的博客“ThinkOutsideIn.”上写道。Adams曾在 Google担任资深用户体验师，去年离职，现就职于Facebook。

DouglasBowman是另一个例子。2006年他成为 Google首名视觉设计师，当时Google已经七岁了。他认为七年对于一家连个专业设计师都没有的公司来说太长了。他抱怨恐怕整个Google也没有 一个人完全理解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元素。“我前段时间提出一个话题，边界线应该是3像素宽，还是4像素或5像素宽。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工作无法展开。”当时那 篇文章的标题是《再见Google》。

Bowman的离开让曾效力于Google或苹果的人开始讨论两家公司的不同之处。Gruber进行了准确的描述：苹果是一家有工程师的设计公司；Google是一家有设计师的工程公司。

5月，Google，这家永远的工程公司，在聘请Teambox（一家在线项目管理公司）CEOPabloVillalbaVillar时没能发现其设 计技能。Villalba后来表示他无意离开Teambox，但参加了Google的面试过程。他努力强调自己在用户交互和产品设计方面的才能，但招聘者 只在乎他是否掌握了14门编程语言。

Villalba说：“设计无法通过委员会搞定。”他认为Bowman的离开似乎没有改变Google，他很失望。

前不久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重新担任CEO，Google推出了Google+、新的Google首页和日历。并承诺将进行更多重新设计。但所 有这些工作仍像以前一样，会在一个非常拥挤、吵闹的编辑棚里搞定。Google缺乏一名真正说了算的导演，自己觉得好就一锤定音。

三、苹果之魂乔布斯

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译者/和风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卸任首席执行官后，苹果公司(Apple)的命运将会如何？围绕这个问题，人们无疑将辩论一段时间。该公司是否将保住其在科技行业非同寻常的领导地位？凭借这种地位，该公司已接近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乔布斯对企业的全神贯注，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功，几乎没有一个老板（甚至创始人）比得上。他不只是一位首席执行官，他一直像是一个舞台监督——运筹帷幄，带领苹果公司发展壮大。

以往的事实证明，有他在，苹果的命运就看好，没有他在，公司就会走向衰落。就创造力而言，所有的“高产期”肯定都是在乔布斯的领导之下——从上世纪80年代具有偶像级地位的Macintosh电脑，到近年迸发的iPod媒体播放器、iPhone智能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他不在的时期，苹果未能推 出任何令人难忘的产品。苹果的业绩也呈现出同样的规律。如今该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与上世纪90年代几乎陷入破产的窘境形成了鲜明反差。

在某种程度上，聚焦于乔布斯带有误导性。近几年，他打造了一支世界级的管理团队。接班过程早已进行了精心规划，这也许是因为乔布斯曾经患病，导致他在2004年和2009年长时间病假。在他这两次病假期间，都是由他如今的继任者蒂姆•库克(Tim Cook)执掌公司，并赢得了人们的敬佩。

不过，对任何继任者来说，挑战在于接替乔布斯的特殊才能：他善于凝聚技术愿景与审美情趣，并藉此引领苹果的业务活动。关于他对细节的关注，坊间有很多的传闻。据说，有一次他要求对iPhone作出改进，因为他觉得在这款智能手机的屏幕上，谷歌(Google)标识中第二个黄色的“o”的色度不对。

乔布斯的威望，使他能够把苹果的资源押注于相对较少的几种产品，而这些产品往往是实验性的。投资者对他的判断力的信心，可被视为苹果“秘密武器”之一。相比之下，惠普(Hewlett-Packard)最近公布的激进战略却导致股东一片哗然。

虽然乔布斯的辞职信带有永别的语调，但苹果还没到在没有乔布斯的情况下面对生活的地步。只要董事会同意（这当然不会有问题），乔布斯将留任董事长。但是，当乔布斯与苹果的缘分走到尽头时，苹果将需要替换他给公司带来的关键“火花”。历史似乎表明，这只能来自另一个天才，而不是一支管理团队，无论这个 团队多么富有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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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博主Ayawawa针对新婚姻法做出解释，针对房产、婚前财产、婚外情等进行点评。新婚姻法大致内容就是：“谁首付，离婚后房子归谁”、“婚后父母买的房，另一方无权分割”、“公婆买房，儿媳没份！”广大童鞋，一定要认真学习新婚姻法，绝对关乎你的幸福，该规避风险的赶紧了！

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下称《新解释》）

《新解释》出炉，顿时哀鸿遍野。女人们纷纷感叹不愿意结婚了，男人们则忙着发声：明明是保护双方的利益，为什么非要说是保护男方的呢？《新解释》共有19个条文，东西比较多，我总结了六个我觉得重要的要点，然后用大白话帮大家翻译下：

1.明确规定亲子关系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拒绝鉴定将导致法院推定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意思：如果男方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找女方一起鉴定，如果女方不愿意配合，法院将认定孩子不是男方的。如果女方认为自己的孩子是男方的，找男方一起鉴定，男方不愿意配合的，法院将认定孩子是男方的。

2.明确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意思：对方父母给买却没有写上你名字的，永远属于对方个人财产。（此外还要提醒各位，婚后八年财产共有的制度早已废止。结婚二十年后，你照样可能一无所有。）

3.首次明确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意思：婚前对方首付买的房子，哪怕你实际参与还贷，但始终属于对方个人财产。离婚的话，有良心的会给你补偿，没良心的话就和你没关系了。此外，如果对方房子卖了，和你也基本没关系。

4.首次明确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不是共同财产。

意思：对方的房子租金，银行利息，房子增值，都和你永远没关系（除非对方愿意）。除非你们一起经营公司，收入才是你们俩人的。

5.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意思：女人不想生，男人管不着。

6. 明确与有配偶者同居者，无权要求支付补偿。倘支付方支付后也不能反悔主张返还，但如果支付方的配偶出面追讨钱款，法院将会支持。

意思：当二奶有风险，因为原配出面追讨的话，男人给你的都会被拿回去。（如果你已经是正室，你基本可以不用担心财产会被二奶分走，但要严防小三连人带钱一起要。以前是当小三不如当二奶，前者风险大；现在是当二奶不如当小三，连人带钱一起要比光要钱容易）

说到婚姻，我在这里想追溯一下婚姻的本质。婚姻并不是男女生来就有的，它是双方为了更好地抚养后代而达成的契约；但从动物性来讲，人类男性本来就是倾向于轻微多偶的，而女性在拥有家庭的情况下猎取其他更好的基因供也占非常高的比例。换句话说，人类的单配制婚姻并不符合人类的本能。就好像说，素食大多数时候并不合人们的口味，人类只是为了健康才吃它们。而想要健康，想要加固一个家庭，需要双方加大投入，同时增加撤销婚姻的成本。

长期和高院接触的一位叫王芳的律师就总结过：“离婚率增长主要原因之一是离婚成本降低，包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社会舆论成本、个人名誉成本等，也包括程序过于简化。”

相对来说，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中国都更为容易简单。

在爱情浪漫的法国，如果夫妻一方要求离婚，必须分居三年以上，除非对方有严重过错。一般婚后六个月内不得离婚，如果六个月后共同申请离婚，还要3个月的考虑期。

在德国，根本不承认协议离婚，即使双方都愿意离婚也要经过法院审查同意，且要求双方分居一年以上才可能申请无争议离婚。如果是一方申请诉讼离婚，则要求分居三年以上。瑞士也与德国一样。

在英国要求双方若协议离婚，则从第一次声明之日起要经过九个月的反省考虑期，才能再次申请离婚，而对于诉讼离婚，则要求先分居两年，若被告同意离婚才同意判决离婚，若被告不同意离婚，则要求起诉前连续分居五年。

而中国申请协议离婚是“立等可取”，结婚后当日离婚也无限制，闪婚短婚很常见。另外，即使是诉讼离婚也只需当事人分居两年。

此外，在很多国家，离婚之后的女性可以获得赡养费直至再婚，由于国外信用制度的完善，女方索要孩子的抚养费也是非常容易的。

拿我们的邻国举例吧：在日本购房，房贷几乎伴随购房者一生，如果离婚，女方甚至可以获得70%的房产，这样“显失公平”的法律，却能有效约束日本社会家庭稳定。而根据近年新修改的日本婚姻法，提起离婚诉讼的妻子可获得丈夫退休金的一半。

相比之下，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离婚异常自由，异常低成本的国家了。当离婚的成本降低，离婚率当然会更高。离婚成本降低，意味着男性只需要付出更小的义务就可以离婚，女性得到的权益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千古以来，维护和保证女性的权益，意味着家庭的稳定和和谐。试想，由于两性繁殖方式的不同，一夜风流意味着女人可以拥有一个孩子，而男人却未必能因此拥有一个孩子。但由于人类幼儿是很难抚养成人的（在我们的大多数演化期内），因此，女人很难独立抚养一个孩子，需要男人和她一起协作；而不参与亲职投资的男人，往往也很难拥有自己的健康的不会夭折的后代。所以对于男性而言，他们也需要婚姻来获得确定的后代，但同时他们对非婚的性更急切，因为性意味着彩票，如果他中了彩票，那就是天大的好运气。而女人更渴望婚姻，婚姻意味着有男人愿意承担她和她的后代。

因此，性是女人给男人的礼物，而婚姻则是男人给女人的礼物；从维多利亚时期开始，那些父权家庭们便是如此，父亲将女儿和她的贞洁送到新郎手上，以此换取新郎的聘礼和对他女儿的承诺。放到动物世界，山雀求偶之前要衔来嫩枝，企鹅求偶之前要运来石头，都是在当前情况下最为稀缺和罕有的事物。

但《新解释》实际上是掏空了男人给女人的这件“礼物”的内核，让婚姻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缺乏保障，没有安全感也不意味着必然承诺的物事。换句话说，男人送出的礼物实际上只是一个盒子，里面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打个比方说，你一直以为自己是50%股权的合伙人，现在《新解释》突然告诉你，其实你只是有50%期权的打工仔，而且随时可能下岗。可想而知，男人会更愿意结婚，因为结婚/离婚对他而言并无损失；而对于原本处于弱势的女性而言，她们对婚姻会更加保持观望态度，会更愿意不婚和不生育，因为婚姻并不意味着任何保障。

而且这是在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下进行的。男女生理特征和择偶策略有着根本区别，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字面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其实意味着更大的不公平。有个根本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到底应该是男女平等，还是应该男强女弱各自做好各自的角色？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女性生殖价值随生育、年龄增长、婚史而下降，而男人却基本不受影响，这意味着在婚姻中，婚姻法应该向女方倾斜。现在貌似男女平等的司法解释，实际对女方不利。有个老比方，一起酿酒，男的出水，女的出米；酿好了，酒应该一人分一半吧？现在《新解释》告诉女人：男人应该拿回自己的水，女人应该拿回自己的米，这样才是平等和公平的。这不是瞎扯吗？

少数人会硬拗说：那女人你也可以出水，让男人出米啊？不是男女平等吗？女人也可以去工作啊？也可以自己赚钱买房子啊！但我想请这类人想一想：女人还得生孩子奶孩子对不对？生的孩子也有男人的一半对不对？怀孕生育和哺乳期不能干重活累活不能出差对不对？你要是老板，你愿意雇个随叫随到的男人还是随时可能怀孕歇菜的女人？你愿意给谁开更高的工资？在男女生理所限无法实现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强求男女义务平等，其实就是彻底不平等。所以我要引用一句弗洛姆的话：男女平等的历程上取得的一些正面性成果，不应该成为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迷障。

但反过来说，世事有所损益，男女之间的博弈需要动态平衡，男人看似得到的，必然将在其他地方失去。部分男人得到的，必然有另一部分男人失去，就好比说，企业开工资少福利少活路重，大家自然不会想好好干，光想着挖公司墙角。而那种积极为弱势群体考虑，充分保障对方的企业，才能赢得最大的尊重和利益。婚姻也一样。一部婚姻法，影响深远，但却一改再改。失范性增大，必然导致社会的相对不稳定。把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嫁到小家庭身上，必然导致婚姻的不稳定。

我能够理解，年长的父母为儿子买了婚房，却被儿媳闪婚夺走那种苦楚。但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针，势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于女孩而言，同样是和有房男人结婚，原本的所有权变成居住权，必然导致女孩们更愿意和买不起房的男人白手打天下或者索性傍大款。这好比说二线品牌在质量不变的前提下突然提价，用不起的自然就用三线品牌去了，用得起的索性用一线品牌去了。中间的男人的老婆跑了，他们怎么办？要么靠双方约定承诺（增加公证工作量），要么只能找更差的女人。从长远来看，根本问题是房价问题，房价不解决，改婚姻法有弊无利。

总而言之，我不看好这次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真的，很遗憾。这次的新解释抽空了婚姻的内容物，减低了离婚的成本，使得两性地位发生了马太效应，强的更强，弱的愈弱。同时也使得同性竞争发生了马太效应，强的更强，弱的愈弱。对大多数女性权益的维护力度降低，因此女性会更倾向于寻找新的保障，这不利于婚姻稳定。同时，这是相当于鼓励雌性参与雄性竞争，最后导致男性化的女人充斥整个社会，人口素质下降，人口减少（计生委该偷笑了）。从社会角度来说，这会导致整个社会向连续性一夫多妻制倾斜，变相刺激女性抓现钱。使得两性始终处于竞争和相互提防的对立面，不利于家庭和谐。

左岸后记：婚姻给予双方应该是一种温馨的相依相存，是适合新生命健康成长的缔造，是什么被利用了，变得如此对立而且赤裸裸？

附一篇：吴澧:女人在婚姻中到底要什么

曾有女士对老农说：吴某人，你是我见过的最一本正经的男人，那就问你一个专门刁难臭难人的大难题——“假设你娶了个美艳如花的老婆，但她一天２４小时之内只有一半时间美艳如花，另一半时间却丑陋如魔鬼。你是愿意晚上享受实际好处呢，还是白天带出去满足虚荣心？”

老农大笑啊：这问题诱导的两个答案，听上去都不那么正经。但老农碰巧知道政治正确的回答。问到我，还真是问对人了。

这问题本是个西方民间故事。九十年代初，有位心理学家 Clarissa P.Estes 博士，写了本畅销书《Women Who Run With the Wolves》 ——埃斯蒂斯认为女人的天生“野性”（俺宁愿称“天猩”）被社会压抑了，女人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潜力，就必须重新发现并把握自己的“野性”。书中按女权主义 者的心意改写了这个故事。埃斯蒂斯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拿来一节很有名的桥段，嫁接在这个故事前面。不过她把乔叟讽刺女人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的话删掉了。现在俺来讲这个故事，自然毫不犹豫再加进去。手头没有埃斯蒂斯的书，凭记忆而谈，记忆里欠缺的细节，咱就自由发挥了。

若干年前，好莱坞出过一部大片《亚瑟王》（King Arthur, 2004）。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亚瑟王的传奇时代，不过电影里没有。亚瑟王有个天下第一美的王后，是他手下每个骑士的梦中情人。亚瑟王的传说，主要就是王后的一段三 角恋爱。不过电影拍的是亚瑟王在罗马帝国的瓦解时代如何统一英格兰的故事。影片末尾，最后决战，还让亚瑟举着剑很现代很政治正确地叫道：骑士们，让历史记 住，我们是以自由人的身分，As FREEMEN，自己决定要打这一仗！电影里，王后更感兴趣的也是冲锋打仗。

话说某天，骑士加文在溪边偶遇王后洗澡，按理是应该回避的，但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亚瑟王知道后非常气愤，要砍加文的脑袋。王后倒不觉得事情有这么严重，劝说亚瑟王再给加文一次机会。毕竟，在电影里，王后胸前扯根布条，光着膀子就上阵了（埃斯蒂斯博士一定很欣赏）。坐了江山就那么严肃，瞅一眼就斩首？

亚瑟王看看王后，叹了口气，对加文说：给你一年时间周游世界，你必须给我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女人在婚姻中到底要什么？

亚瑟王虽说南征北战英雄一世，但他显然觉得，这是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居然给了加文一年时间。王后跟他手下最英勇的白马骑士兰斯洛特眉来眼去，他大概很困惑。

加文跳上快马就出发了。女人是见一个问一个，越问，却越是觉得问题难——因为每个女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有的说女人最想要美丽外表；有的却说是性；有的说还是钱最好；有的说我只想快快乐乐；有的说婚姻本身就足够；有的说到处调情才刺激；还有的说：啊，上帝，给我一条能够保守男人秘密的舌头！—— 兄弟正好走过听到，说 forget it，我们中国人讲的，女人都是长舌妇。等等，等等，眼看一年期限就要到了，加文还没有理出头绪。

骑士一诺忘身，找不到答案就只能回去送死。加文无精打采，信马还家。明天就是大限，明天就到京城。这天晚上，加文穿过树林，突然见到路边站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加文已经懒得问他的问题了，倒是阿婆叫住了加文：小伙子，你好像有心事，我能帮忙吗？加文说，我明天就要死了，接着把缘由告诉了阿婆。阿婆的瘪嘴似乎在笑，说道：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能救你，但是你得赦之后必须答应我的一个要求。

第二天，加文和阿婆来到王庭。加文把阿婆的答案告诉亚瑟王：女人在婚姻中最想要的，是对自己身体和感情的自主权。王后和贵妇们情不自禁齐齐拍手，连声讲：加文说得对，说得太对了，As FREEWOMEN，这确实是我们最想要的！

这时，阿婆说话了：现在，这位骑士应该履行他的诺言，我要求他娶我为妻。

大家已经知道加文必须回答的下一个问题，俺就直接快进到新婚之夜了，略去加文宁愿送阿婆所有财产也不愿结婚的过渡。突然间，阿婆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但是有个问题，阿婆说：她只能或者白天美艳如花，或者夜间如花美艳，别的时间仍然要变回本来面目。她请加文作一选择。

加文想了一会儿，说：你自己决定吧，我都接受。

缕缕青烟自女人裙脚升起，一个清脆的声音高呼道：我自由了！

原来，阿婆本是一位绝色姑娘，中了魔咒，才变得又老又丑。只有当她在婚姻中拥有了对自己身体和感情的自主权时，魔咒才能消除。

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虽说老农对女权主义不感冒，却也觉得这个故事改编得非常好。俺喜欢它的象征——有自信的女人，能够抵抗男猩社会任何“魔咒”的女人，她的美丽才是有内涵的，才是不随时光流逝的美丽。

而且这个小故事里，出场的四个人物，行为都有坚实的心理基础。“阿婆”中了魔咒，她特别体会到不能主宰自己身体的痛苦，她很自然地会把这一条作为女人的最大要求。从男人角度看，亚瑟王自然期望王后对偷看她洗澡的骑士表示憎恨，现在却反而为加文求情，他难免觉得女人心事难测，不知道她们到底要什 么。王后见到骑士明知死罪，仍然忍不住要偷看，这表明了自己的魅力，于是生出不忍之心。亚瑟王要处死骑士，相当于禁止男人仰慕她的全部魅力，王后潜意识里有抱怨，这是她接受“阿婆”答案的心理基础。而骑士新婚之夜的“祛魅”表态，正是他一年来苦苦探索所得到的让他死里逃生的救命信条的临场启发。能在短短一 段文字之内，把一切都交代得这么合理，改写者的心理学博士学位，真不是盖的。老农二十年前第一次读到就非常欣赏，多年后被人一问，立即回复印象。

当然，老农的牛博士也不是吹的，俺把被删掉的乔叟讽刺女人什么都想要的话又放回去啦。谁要是说“阿婆”的答案还要商榷，俺就说 yeah ——早知道女人（或男人）对这问题不会形成公认的最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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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有个好职业，工程师，有个坏兴趣，读旧史。他读得比每个人都认真，每月总有几天，要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弄得自己没办法快活。近日读明末史事，又不高兴起来，因为他是心软的人，读到那些杀戮、破坏，各种野蛮残忍的事情，便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转而认为，暴民难成大事，造反不是出路。我劝他说，读书的人，喜欢站得高，看得远，把自己想象为社会的计划者，若放下这身段，也许会少些麻烦，对自己或对他人。是否支持或反对某一种事，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出于自己原本的道德立场，甚至出于情绪或利益，也比出于某种高远的目的，要可靠些。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助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

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越记载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

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变兵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天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

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

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磐了。

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

注：悖入悖出——出处:西汉·戴圣《礼记·大学》：“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入:来路不正的（收入）。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财物，也会被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拿去。胡乱弄来的钱又胡乱花掉。 简化成流行语就是“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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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国人的快毛病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二十四章》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

中国人的快毛病

徐永恒

《新周刊》做了一个选题：《急之国：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很多人爱看，因为说的事正好都是他们正在经历的：中国人，赶时间。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 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这股没耐性的风气也早已影响到年轻的学子。因为编辑《大学指南》，笔者对大学的情况稍多一些了解，也会经常接触到报考大学前后的高中生、大学生。就拿“高 考状元”来说事儿吧，每年高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照例要产生七八十名文理科第一名，这些第一名中的一大半会被北大录取，而进了北大，其中一大半又都选择了 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许多学生、家长毫不讳言，因为光华的毕业生收入高。这是事实，但也要具体分析。前几年有一个调查，说光华的本科毕业生第一年年薪平 均即达20万元人民币，但这是因为当时毕业后直接工作的光华毕业生人数不多，几乎全部进入的是跨国公司，而且供不应求。那么到了今天，工商管理类的人才是 否依然那么紧俏呢？其实，读北大任何一个专业，只要干好了，都能拿到年薪20万以上的收入。但很多人却没有这份耐心，而是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商科，先读光 华或清华的经管，毕业后去外资企业做一个用英语记账的会计或用汉英双语推销的市场营销，他们对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对处于类似情景中的哈佛学 生的那句忠告：“要是你在醒着的时间里超过一半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感到幸福的”要么没怎么想，要么想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

不仅普通人不愿等待，大学生不愿等待，就连政府也不愿等待。政府考核发展，要求是又好又快，但基层各级政府的一致理解都是GDP总量要做大、增长速度要提 高，而建设的质量、对民生的影响、与自然的协调，这些问题都不再重要。于是我们看到，被拆迁的城市建筑平均寿命不到30年；地震中甚至不地震都会有豆腐渣 楼倒下来，时不时地惊一下你的眼球；洪水来临时那些防洪堤形同虚设，完全扮演着带洪水进村的叛徒角色，而那些获得规划许可的违法建筑却又屹立在泄洪道上， 想它倒一时又倒不了。

政府这么急，官员自然也慢不了，不管是为了升官出政绩，还是为了个人捞好处，都是快马加鞭，大干快上。许多因腐败落马的贪官总结出的一条共同原因是：上级对自己提拔得太晚了！真是世说新语呀。

中国的企业家也是这股快毛病最严重的患者群。上项目，上项目。投资，投资。他们深知，在这个资源紧缺的国度，竞争与争夺不可避免，而机会稍纵即逝。他们每 天为自己参与的或面临的倾轧心烦意乱，被项目太少、速度太慢搞得吃不香、睡不着，抓住一个项目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似的，来不及多想就全力以赴地扑过去。

正是在政府、官员、企业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以GDP总量全球第二、第三位的水平，取得了国民幸福指数全球倒数第二、三十名的成就，这一结果还是有点令 人啼笑皆非吧。而中国人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不仅包括普通百姓的血汗，还包括许多官员、企业家的梦想与前程：我曾从事过多年新闻工作，采访、结识过的政府 官员、企业家可谓不少，回想起来，其中竟有相当比例的人下场不妙，有的黯然下台，有的锒铛入狱，有的甚至被剥夺了生命。

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快毛病引出的问题吗？

一个快毛病盛行的社会，必然将进入一个集体弱智的“笨蛋时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懒于思考，轻信砖家，渴望捷径，拿侥幸当规律，拿无知当个性，拿盲目当勇 气，甚至当那些顶着博士头衔的官员们拿着稿纸念错字、说着缺乏基本的语言逻辑的话时，你一定很纳闷怎么连社会精英都是这么一幅模样？严重的问题正在这里。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一书中提出：人们正在走向低智商社会的深渊。看来，人们集体走向“低智商社会”，其中一个标志就是精英们也放弃了思考， 而参与恶搞，因为思考的结果来得慢，而恶搞的反馈来得多快呀。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二十四章》）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祖先留下的这些智慧精华、这些长期闪闪发光的人生哲理，曾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心灵基石。今天的中国人恐怕连从字句上加以理解都变得十分困难了，而从心态上 与之契合更是难于上青天了。但是，没有智慧的伴随，没有思想的引领，我们前进得有多快，我们前途的岌岌可危也将来得同样有多快。

本文部分素菜来自互联的网。

2010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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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觉得这个世界正常的人已经非常少了，甚而某个人说现在的时代是多么的诱人和斑斓，一定有人认为他（她）非正常。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常，什么又是非正常呢？

正常本来如规范，是平均数的一个总结归纳，代表了绝大多数和一定的计算，我们也听惯了“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说辞，也无非一很符合这个平均数和标准，二代表以非正常做个推脱。至于今天铺天盖地的“非主流”，其实言下之意，顶多也就是个非正常，因为主流么，似乎就是正常的，“非主流”怕也就跟非正常脱不了干系吧。

这个“非常”，词的利用率太高，褒贬不一，看用在什么地方了，很适合中国人的胃口。那天才知道甚而佛教词汇里，“非常”竟有“无常”的意思，一个“非常”就够博大精深的。但除了那个佛教的意思，还是脱不了与正常的区别的意思吧。

网络时代信息泛滥，自从有了“粘贴、剪切、复制”，再靠着个搜索引擎，人们不是更独立了，倒是更没有个人思维了。等到PS出现，连眼睛都不敢信的太多。那个泡在网络上的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又折腾出个长尾理论，这个网络时代的正常也就岌岌可危了。

人总是怀旧和经验主义，人也总是充满幻想和期待，人总是害怕孤独，人也总是自危于淹没在滚滚人流之中，于是自我先分裂开来，自个自的先争斗不已。有个非正常人类的的公式定义：普通人＜非正常人类≤超人类，且≠精神病人。我看了，蛮哑然的，“非主流”还把自己看的比较平等，大不了是异于所谓的正常。这个非正常，把自己都幻化成优等种族了，马上要飞升的意味。

物欲横流的时代，感情、头脑跟物质区别不大。前些日子坐飞机，总是晚点，那个“非正常”已经变成了“正常”，而“正常”一次你都会觉得“非正常”。至于权利财色，抛开了黑暗的因素，“非正常”也成了“正常”。现在除了死亡，偶尔拿个“非正常”的幌子还能博博关注，其他的“非正常”早已经“正常”了。

正常其实是个群体认知和自我的期望，经验主义占了主导，偶尔有点怀旧做个点缀。从群体跳出来的个体，间或有些属于自己的“正常”。世界跑的太快，自我被信息绑架，这个时空一定开始不正常了，至于推己及人，在我这正常，在你那不正常，这个倒是费些思量，跟教育无关，该是跟欲望相关吧。

至于非正常，还没有世界毁灭，还没有战争猛兽，所有的非正常都是人类自己折腾自己，太多的非正常是欲望杀死思维，还有些是为了博点眼球获取点欲望，还有些人就是探索精神太足，期望成为异能人士。其实想想“非主流”，也无非是怕被这个信息时代和关注时代所淹没，虽然方式一般，跟非正常还是有些区隔吧。

“非常”，已经是个很滥用的词汇了，真希望未来少用或不用，省得男女都“非常”了，信息都“非常”了，巨献都“非常”了，什么不非常呢？

其实正常很容易，经验主义少一些，期望值趋同一些，区别心少一些，少些博取眼球与欲望，懂得自我比别人的认可重要，懂得坚守比能力重要，懂得万事不欺骗自己搪塞别人，懂得安静比匆忙坚实，懂得比较是忧郁的来源，懂得关注不是猎奇，懂得包容大于苛责，懂得计划来自于执行，懂得结果来自于过程，懂得承诺来自于行动，懂得错误要在发生时正视，懂得区别围观和关注，懂得宣传不代表实质，懂得信息的截取而不是堆积，真正懂得天赋神权的“天”是每一个人。。。林林总总之后，正常也就随处可见吧。

至于“非正常”，信任来了，一大半的“非正常”都会烟消云散啊，太多的“非正常”，非正常死亡、非正常升迁、非正常利益，一是钱权无度，更多的是道理讲得通，可惜别人不信任。为了寻找所谓的自我或是博取些微关注,那样的“非正常”也可以稍微消停一下，你可以努力去做自己，但不能为了做自己而博关注，做自己永远还是个孤独的事情，博个眼球和欲望，特立独行，与社会有意的对立一下，那就真有点非正常了，虽说“精神病人思维广，痴呆儿童欢乐多”，该算是歧视而不是自豪吧。信息时代的趋同和平庸，同时也伴随着爆炸和流星般的闪耀，于是趋之若鹜的渴望闪耀，宁可流星般划过。。。想想该是感谢这个时代的正常还是非正常呢？

“非常”二字，现在的时代远不如“真”字来的更让人有兴趣吧。不信你试试，把那些“非常”二字去掉，变成“真”字，感觉好许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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