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http://tomly.net/?p=540

——“如果让你回到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代，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一般有两个选择：春秋和盛唐。如果只能选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活在公元8世纪，大唐的西域。”

那个时代，中国正享受着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事实上，整个亚洲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亚洲最西端，刚刚兴起的伊斯兰，仅仅一百年的时间，已经成为 跨越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而伊斯兰狂热的宗教战士们，正觊觎着东方的遥远文明；世界屋脊上，刚刚统一的吐蕃，正在经历藏族历史上仅有的两百年强盛帝国岁月；盛唐，虽然内忧渐现，这个时候仍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度；甚至连亚洲一隅的高丽，都能够强大到用区区百万人口的国家力量，独立抵抗隋朝百万大军压境，直 至把大隋拖垮。

而在这个亚洲极盛的时代，西域是各方力量角逐的沙场，更是文化碰撞的熔炉。

这个时代，玄奘刚刚走过这里，经过西域三十六国（或者七十二国），取回了佛经——而如果他晚200年，也许取回的就是可兰经了。

这个时代，李白在中亚草原上的安西重镇呱呱落地，随后，以放浪形骸的侠客诗歌，在中华文明闪耀了一千多年。

而这个时代最吸引我的，不是这单单的“文化”——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文化的遗产太多了——而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气质，那种长河落日，戎马天涯，文功武略和悠悠离愁的奇特混合物。

至文至雅如李白，都可以精熟文功武略，手刃数人，洞庭湖边临猛虎而气淡神闲。那个时代的人，该有多豪迈？

那个时代，高仙芝为了惩罚远在巴基斯坦的叛国，率军一万，奔袭一千公里，翻过帕米尔高原，穿过海拔4000米，长几百里的冰川，行军至此，面对以逸待劳的吐蕃万余守军，还能杀敌五千，俘敌一千——而拿破仑在一千年后，也仅仅是翻过了一个阿尔卑斯山而已。

那个时代，一个小小的唐朝使臣，指挥借来的西域属国的区区几千士兵，就可以在远离国土的印度本土击败几万雄伟的印度象兵，甚至把中天竺国灭掉。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尚武却足够文明，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尚武建立在个人的勇敢和军事素养上，而不是野蛮的穷兵黩武。

那个时代，薛仁贵征讨吐蕃，只能带五万士兵，整个大唐节度边防的总兵力，一共才49万，而吐蕃一次决战，就可以发动40万军队围攻薛仁贵。——这个时期，西域的战事上，大唐处处显出武力的窘迫，而恰恰是这种窘迫，才彰显这个盛唐是真正人才的极盛、文明发展的极盛……于是，那段历史，才有了那么多的“单骑独闯敌营”，“百骑夜袭敌营”，才有了那种独特的气质，一种悲壮，一种以文明的少数对抗野蛮的多数的悲壮。

于是，虽然薛仁贵的五万唐军最终在四十万吐蕃军前全军覆没，但自始至终却不输气势；高仙芝的两万军队加一万盟军面对十五万阿拉伯联军，唐军战斗力和装备技术占据优势，甚至围攻敌人数日，只是由于盟军倒戈，才兵败而归。

西域之于大唐，没有任何经济和文化的利益诱惑，只是由于地处几大势力交汇处，战略需要而艰难经营150年，而这150年，大唐在西域管辖西至里海，南到巴基斯坦，北到巴尔喀什湖，而安史之乱后，后来的朝代再没能将影响重新播种到这里。

中国毕竟只是想保护富饶的内陆地区不受袭扰，不像虔诚的伊斯兰宗教战士，狂热地想要让阿拉的光芒照耀世界，更不像吐蕃原始的野蛮诉求，勇猛的武功后面，只是想掠夺奴隶和土地。

而这样没有目标的征战不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它的过程中，而不是做的结果。

当安史之乱后，吐蕃趁乱占领世界第一大都市长安，却仅仅待了十五天就不得不主动弃城离去；当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已经一个世纪，当地老百姓仍然自发起义，不 费朝廷一兵一卒把吐蕃赶走，并自发恢复大唐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甚至，在河西被占领，西域自此与王朝隔绝，大唐镇守西域的都护府官兵们，硬是在没有任何 中央指挥和补给下，虔诚地坚守边防40年，直至最终被汹涌的西域牧民吞并……我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尚武崇文又有极强向心力的民族，在强敌林立的时 代，不仅优雅地发展了自己，也将民族的活力辐射到了国门外，甚至，即使战败了，也能那么深远地影响了世界——至少，曾经在大唐管辖下的，后来被阿拉伯发展 成为伊斯兰名城的撒马尔罕，靠着唐朝的俘虏，成为了西方世界第一个造纸中心。

而这种成就之下，我们又何须多此一举地声明：这是愚忠，对一个王朝的“家天下”的忠诚，是迂腐的。

其实，只要你能让国民自豪而立，不离不弃，“家天下”又如何呢？

左岸记：写历史当有如此气概，方能看得过瘾，当然，也要历史作美，不然再怎么写也是徒劳。上文Tomly从军事方面进行阐述，我们心中的唐朝大多是“安史之乱”前的那段辉煌，之后的唐朝急转直下，有人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最乱的王朝（参见：天涯的煮酒论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喜爱唐朝，谁不喜欢住在民富国强的时代里呢？附另一篇唐朝印象，来自寒月孤星。

附：唐朝印象

记得曾经有一个乐队的名字叫梦回唐朝，不过我对唐朝的向往却并非源于那个乐队（事实上我对摇滚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儿时英语老师的一句话，她说：“你们如果生在唐朝，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学习外语了，因为当时我们的汉语是许多外国人争相学习的语言，就像现在的英语……”于是在我还没弄懂唐朝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唐朝就成了我幼小心灵中一个萌动的种子。

后来再大一些，语文老师引领我们走进了唐诗的世界，从此唐朝就与唐诗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我渐渐地知道唐朝就是一群诗人生活的年代，那里有李白的浪漫、杜甫的现实，白居易的通俗、王维的田园情怀，岑参的塞外风光……那是一个人才辈出、文化异常繁荣、灿烂辉煌的时代，从此唐诗以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姿态屹立于中国文学之林，经历千年而不衰。

再后来，历史老师告诉我们大唐初年的贞观之治是怎样的富庶与安定，百姓们家家夜不闭户，个个路不拾遗，京都长安更是成为各国使者进贡、朝拜的天堂，一时间大唐四海升平、尽显一派泱泱大国的风范。它的光芒如太阳般耀眼，甚至遮挡住了其后几个王朝的光鲜。

身为女性，唐朝更加值得我骄傲，因为那里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在中国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体系里，恐怕也只有经济文化都高度繁荣的唐朝才能孕育并包容这唯一的女性主宰。这更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大唐当时的进步。

然而翻开唐史，李姓皇族这个大唐的主宰者、这个高高在上、受万民拥戴的家族，却没有因为大唐的繁荣与富庶而逃脱权力对他们的诅咒，即使在大唐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杀戮与血腥同在，兄弟相残、父子相争、夫妻反目的惨剧接连发生，从玄武门事变到太子承乾与魏王泰鹬蚌相争，而晋王治渔翁得利，从武则天将儿子们逐个放逐到窦氏谋反被李隆基所杀，以至于后来的安史之乱时，太子谋反逼迫唐明皇退位，无不向历史证明着权力诱惑的巨大和政治斗争的严酷。

另外还有一点，李氏皇族与其它朝代主宰者不同，他们更加不受世俗道德的约束，尤其是对自己喜欢的女人，更是不惜承担千古的骂名，《长生殿》里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几乎尽人皆知，自是不必多说，就连生性懦弱的李治，也敢为了武媚娘，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而毅然决然地立自己先父的女人为皇后，这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作法，究竟是天生的情种，还是李氏族人血管里流淌着北狄西凉鲜卑人那放荡不羁、不为教化驯服的血液在作祟？这是野蛮的表现，还是文明的发展？我无从得知，总之它们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就发生在那个经济异常发达文化瑰丽无比的唐朝……

唐朝有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文化，更有繁荣富强的盛世，李氏皇族有无比的荣耀，也有血腥的杀戮，更有不为世俗约束却又传颂百代的缠绵情史，太多的事情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的发生了，并被迅速地写进了发黄的纸页，淹没于浩瀚的历史。于是唐朝就成为了一代代的后来者追逐的五彩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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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因为本身的致命缺陷，必然无以为继，终有一天，这个庞大的制度将会走向崩溃，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就会将它逼向死亡，而共产主义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在扯蛋。那我我们必然想知道，未来的社会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这种模式必然是可以由人自身创造出来的，就像当年马克思起草了共产主义宣言一手创办了社会主义这种制度一样。

对于大部分的人，他们只是历史浪潮中的一朵小得不能再小的浪花，他们是没有能力看清楚他们处在哪种浪潮之中的，他们不能看透这样的趋势，他们唯一的意义就是充当历史变化过程的一小部分，让后人给他们这个整体一个过去的评价（比如我们常听到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终有一部份人他们不满足于此，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活着，他们不满足于只被这种看不清楚的浪潮裹挟着前进，他们渴望处在浪潮之颠，他们想要左右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自己脚下的土地，知道自己在哪，他们现在就想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意义。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可以先假设一下未来，未来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什么资本主义，什么社会主义都将不复存在，可能存在的会是这两种制度的优质结合，这两种制度的各取其优势，必然是一个无限接近于共产主义却以资本主义动作模式存在的一种制度，我们不妨先将这种社会称为天堂（有没有点乌托邦的感觉？）。既然是天堂，那国家的概念必然不再，既然是资本主义动作模式，企业应该还是要有的，如此看来，未来社会的轮廓就已经很清楚了，它将会由一个又一个的企业组成，每个领域将会留下3到8（作者本人估算）个左右的巨头企业，他们在各自领域发挥他们的作用，相对协调，没有经济危机，没有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不会再有战争的概念。员工们将不会有国籍的概念，如果非要将他们进行什么区分的话，他们唯一的差别就是所在企业的不同吧，他们是不同企业的员工，而且这也是他们能够自由选择的。当然，对此制度存在的细节没有必要多做解释，终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

说了这么多，你不禁想问，这一切跟诺基亚有什么关系，关系就在于现在能实现这种模式的企业就只有诺基亚，诺基亚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芬兰主要从事生产移动通信产品的跨国公司，自1996年以来，诺基亚一直占据市场份额第一。为何诺基亚会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有三个世界上其它企业无法同时具有的优势，第一，诺基亚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庞大到足以用诺基亚帝国这样的名字来称呼它。第二，芬兰很小，小到诺基亚足以去发挥它的影响力。第三，芬兰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福利的国家，说得夸张一些，这个国家其实离我们梦想的共产主义并不远了。

不幸的是，面对苹果公司于2007年推出的iPhone和采用Google Android的智能手机夹击，诺基亚连续15年的全球手机销量第一的地位在2011年第二季被苹果及三星双双超越。不得不承认，苹果和谷歌都是相当伟大的公司，而诺基亚可能和他们相比，只能说是一个成功的公司，但是美国太大了，大到像苹果和谷歌这样的企业都不显得那么伟大。其实诺基亚已经离他的目标不远了，太可惜了，不是吗？我们有了更好用的苹果和安卓，但是我们失去了未来，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必然还要再挣扎下去，社会主义什么的肯定也还是要继续扯蛋下去，它们无法与现在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完全兼容，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不会再有一个像诺基亚这样的企业，有这样的优势，去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现状，或许，后人在总结历史的时候，会对这次错失机遇扼腕叹息，但是今天的人们依然不会觉察到他们到底失去了什么，他们木然的将他们的眼光投向了他们新买的苹果机。

历史或许就是这么奇怪，如此捉弄我们人类的命运，也许人类命运本当如此，谁又知道呢？终究没有哪一个人能有全球的视野来管理我们的地球，所以我们的地球频频失控，人们一次又一次处于无序之中。

用一句话总结吧，上帝果然是在掷骰子。

左岸记：看完后，我给jianhua提了几点疑问：

1.首先这样设想有点乌托邦的味道；
2.如果只是那样三点的的论述是没有说服力的，还会让人以为作者是诺基亚的死党；
3.文章需要更多的依据来支撑论点，因为世界是一个大的整体，他不可能像芬兰那么小，而且资源的分布不均永远是个问题，诺基亚把产品买给全世界让芬兰成为现在的芬兰，地球的产品是不是也应该买给宇宙才能让地球共产？
所以，等你或者我能找到更多的依据，再发出去吧，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大家看到这篇文章之后的评论，但还是不能冒险！

jianhua作了回答：

其实我也知道文章缺少理性，但是如果要我说的话，可能证明过程是错的，当然，我也没有试图证明，但是结果是必然的，至少会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会是必然的， 我想说的只是这种趋势， 这需要的是前瞻性的感觉，文中的诺基亚只是一个例子，这应该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至于第一个问题，乌托邦难道不好吗？第三个问题，资源分布什么的，应该不是要讨论的问题，因地制宜就好，我文中说过，既然是天堂一样的社会，在可用资源的基础上我们理应保证物质是足够丰富的，产品产出问题的担心，因为世界上永远存在相对穷人，我说的是无限接近共产主义的社会，切记，是无限接近，因为人性本身的缺陷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理想中的天堂的。
好吧，其实这是我在为自己辩解，即使我错了，错误是什么不可饶恕的东西吗？如果一个错的东西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讨论，或许就能形成新的正确的东西。我相信这是一篇能引起讨论的文章，如果能发，我愿意到时候和大家一起讨论，毕竟读书后的共同思考，讨论，提高不也是左岸所追求的吗？没有人会要求左岸上的文章都似真理一般，不是吗？
如果你对我的三点理由持怀疑态度的话，那我向你坦白，其实这三点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因为我也没有找到理由，我看准的只是这样的趋势。仅此而已。还是希望文章能发出来，因为我实在是希望大家看待这样观点时的态度。（如果愿意，你可以给我找一些看似还合理的理由，不过我个人感觉用论据这种东西来解释历史合理性又能有多少呢，我在文中结尾了说了，这只是上帝在掷骰子）
不知左岸是否有这种感觉，左岸上文章的挑选很接近一个神奇的边缘，就是一种感觉，它没有刻意强调要求读者去理性思考，但是文中的内容多半又是建立在作者思考之上，而且确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如果将读者分成三类，肯定能很受中端读者喜爱，高端读者倒也可以看看，低端读者可能跟不上，说白了，就是介于空洞说教与严格理性思考之间，对读者的要求不高也不低，这对中国的大部分喜欢读书的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完美的边缘，能让人觉得有益但是不至于太累。我不知道是左岸无心插柳，还是刻意而为。如果是刻意而为的话，那左岸的老道对人性的把握的功力可谓高深莫测，当然，这样很好，真的很好。我很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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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历史，争议最大，因为假设无用、真相不真、言不能尽。

然。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荀子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 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一千多年后，科学文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 水准，稳定地发展，在 之后几前年里，欧洲也完全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六次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士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

第一件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 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的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前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 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 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件事：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 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得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第三件事 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頤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的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象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的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第四件事 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說：“八股之害，甚於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九十??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很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ps: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因为大英帝国后来又如何？只是自己的强大并没有错，至少别人不敢动你。）

第五件事 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是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是不会失去海上的霸主地位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 “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 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象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 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象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 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花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的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 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赚钱。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 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可以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 于这是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可笑又可叹的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还以为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可以说把这个人弄 个铁像跪在郑和像前放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前也不为过。

请大家原谅我对这个人咬牙切齿说了这么多，公正地说把责任归罪于他个人是不公平的，当时的 明王朝的军臣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见识，只知道钻营，谋私利的庸碌之辈，因此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样的说法。归根结底，是理学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 毒害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即使是有见识的人也脱离不了这个局限。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牵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的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第六件事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 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他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 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 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 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朗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取掉的，因此即使 开始学习也能难作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一百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将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 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是我们完全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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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有个好职业，工程师，有个坏兴趣，读旧史。他读得比每个人都认真，每月总有几天，要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弄得自己没办法快活。近日读明末史事，又不高兴起来，因为他是心软的人，读到那些杀戮、破坏，各种野蛮残忍的事情，便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转而认为，暴民难成大事，造反不是出路。我劝他说，读书的人，喜欢站得高，看得远，把自己想象为社会的计划者，若放下这身段，也许会少些麻烦，对自己或对他人。是否支持或反对某一种事，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出于自己原本的道德立场，甚至出于情绪或利益，也比出于某种高远的目的，要可靠些。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助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

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越记载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

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变兵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天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

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

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磐了。

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

注：悖入悖出——出处:西汉·戴圣《礼记·大学》：“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入:来路不正的（收入）。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财物，也会被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拿去。胡乱弄来的钱又胡乱花掉。 简化成流行语就是“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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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柴静·观察

一

我认识宏杰，是看他《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 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 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 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 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够继承 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都常看老曾的日记，放在枕头边上，我说“不知道为啥，就觉得跟他亲”

宏杰说了句话“因为他可靠，不骗人”。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官场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 “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抗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呆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哪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人，能够低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於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於本日办毕，则远胜於前次。”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 “仪文弥加捡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话话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四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有 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 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常见的，晚清官场“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 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 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 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 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 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什么是雄？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 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 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 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 “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 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 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 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 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 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很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象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即时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 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犹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 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 了解的事轻易判断。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稍，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年 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老曾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 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也。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分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晓事”，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对事苛刻，但又对人体谅，广大而精微。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不需要隐藏，不怕被曲解，也不需要说服解释。他凡事不评判，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 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勿略，宁近勿远，宁下勿高，宁拙勿巧”的世俗学问.

老曾对“笨”字有种看法，言若有憾，实则喜之，“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我听着“不晚起”这三个字，就是一哆嗦。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上学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不日进，就日退。

只能如磋如磨，象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老爷子说“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写字一张，不甚至间装饰，从结构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于腕下。”

我 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 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 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血战功夫”，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它途。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我 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和老曾相遇，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 的办法，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 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之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曾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十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尽之道，则与‘运气’血战一博，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 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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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同人于野”于2007-09-14发表于西西河论坛春秋史话板块的“读史的三个境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选择。

绝大多数人对于历史的爱好仅限于听故事图个热闹好看，拿评书和历史剧当历史，热衷于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之类的演义八卦，这不叫读史。高级一点 的认为真实历史比小说有意思，比如说喜欢看二战史，对德军高级将领如数家珍，这也仅仅能算对历史的入门而已。就好比喝酒不是为了解渴一样，”读”不是” 看”，要想谈论读史的境界，光了解人物事件不行，关键是自己要能从中得到思想。

本文研究读历史的三个境界。

读史的第一个境界是权术。很多人可能看不起试图从历史中学习权术，其实懂得权术的人才是成熟的人。

真正读懂历史，最起码的一个认识就是人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拿《封神演义》当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周文王好的不得了，而商纣王坏得不得了；可是如果你去读 正经书《淮南子》，《孟子》，可能会发现商纣王也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变态；如果你去读专业史书《史记》，可能会发现周文王也许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神 圣；如果进一步去读更早的《左传》，《尚书》，你的最终结论甚至可能是周文王和商纣王，这两个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还真不好说。（参考文献：链接出处）

中国人一向喜欢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然后非得整出一个忠奸善恶来，然而真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用善恶标准看待历史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受害 者可能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当他发现自己原本无比尊敬的张居正先生居然也有奢侈腐败行为，美好形象破灭以后对社会彻底失望，干脆来个几十年不上朝。现在的家 长只让孩子看PG-13的电影，培养出来的都是朱翊钧，殊不知R级片才能训练真人才。

第一次把政治斗争中很难区分好 人坏人这个思想在老百姓中普及的可能是当初一部叫做《雍正王朝》的电视剧，其实这个片对雍正还是有点故意美化。等到《走向共和》出来以后，大家思想彻底崩 溃，发现怎么李鸿章慈禧也做有道理的事啊，一直到最近开始有人呼吁给秦桧平凡甚至批评岳飞，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既然现实如此残酷，不如多学点权术吧。整 天看《雍正王朝》的人跟看《还珠格格》的人玩办公室政治，那还不是视之若掌上观文么？

《百家讲坛》的《王立群读史 记》走的就是这个路数，帮你分析权力斗争中的成败得失。很多政治人物，比如张学良，非常喜欢读《明史》，大约也是出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意思。当今在权术 史学方面的大家当属吴思先生，他的《潜规则》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现代汉语新词汇，其跟后来的《血酬定律》的合订本，叫做《隐蔽的秩序》，副标题”拆解历史弈 局”，权术味道十足。我记得记者问他你是否担心有人把你的书当官场指南看，吴思笑说那也没办法，简直是做广告。

其实权术也有高级的，比如说《战国策》就比《厚黑学》高级得多，兵者诡道也，一点都不丢人。

达到读史的第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不知道善恶的状态。

读史的第二个境界是天下大势。如果说达到第一境界的已经是人中之俊杰，达到第二境界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只有把历史读通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是人改变事情还是事情改变人？只有把握了天下大势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历史人物：他们想的不光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也有关于中国应该往何处去的理想。达 到这一境界，不但不会去划分好坏人，而且会发现用道德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没什么意义。比如说武则天。大多数人可能对武则天的”面首”问题最感兴趣，并 以此来批判她；第一境界的”历史学人”会从宫廷斗争角度去评论，总结一个女人怎样称为女皇，怎样屠杀异己。但是如果你看的是天下大势，就会更加注意尽管当 时朝廷上腥风血雨，老百姓的日子其实过的还不错。

看天下大势首先要看大局。中国史书特别爱写宫廷斗争，而对经济和社 会的大局描写不够。如果100年后有人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报纸，很可能得出结论说最近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搞得学费那么贵，大家怨声载道。但 大局是什么呢？是2006年高校招生540万，是1998年的五倍！那些今天抱怨学费贵的大学生，如果不改革的话可能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国高等 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链接出处），这就叫大局。

其次要把大局放在前后历史中去看。三国的天下大势不是什么”分久必和合久比分”，而是中国统治集团从贵族阶级到士族阶级过渡的大局中的一个插曲。如果把 握了这个大势，就会更加注意袁绍和荀彧这样的人，而不是吕布和貂蝉。易中天最近的《品三国》最后几集讲述了这个天下大势，其境界显然远高于王立群的宫廷斗 争。

研究天下大势的人根本不会在意朱元璋杀戮功臣，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和推动八股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雍正用不用血滴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摊丁入亩土地政策。

研究天下大势，看政治主要看制度的演变，看经济主要看政策和数字。明朝为什么灭亡？从崇祯的性格去解释，其实不如从整个明朝的税收政策，税率偏低导致国家没有力量干大事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有道理。

但是把握天下大势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历史学界根本没有定论，只能靠个人自己体会。中学历史课本其实一直都在强调天下大势，但郭沫若的那一套把中国分成奴 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理论到底对不对？郭沫若从个人品质入手去分析李自成兵败，《甲申三百年祭》到底有多少道理？很难说。

就算知道了政策比道德品质重要，那么一项具体的政策到底是对是错，其实也不知道。比如说雍正的摊丁入亩，把以前的按人头征税改为按土地面积征税，显然对 老百姓大大的有好处，是好政策没错吧？也不一定。正是这个政策导致人口暴增，而在没有先进灌溉技术的情况下，人口暴增可能是乾隆以后中国积贫积弱的最重要 原因。

再比如说八股文考试，现在主流意见当然是它限制了人的思想。但八股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确保了公平。如果文章 样式内容随便，可以想象身在京城大户人家的孩子肯定见多识广写出来文章比山区孩子好看。比如几年以前全国统一高考试题的时候，北京分数低录取率高，北京教 委的辩护就是我们北京孩子虽然分数低，但是有见识啊！听到这种说法边区孩子肯定反问你会背几句《大话西游》台词就叫有见识？八股的优点就是根本不可能考 《大话西游》。八股就好比GRE考试，是一种尽量确保公平的”能力”测验，这就确保了来自海南的人也能在官场有一席之地，就好比说中国大陆学生GRE成绩 普遍超过美国学生一样。

兴一利必生一弊，真正选择政策真是如履薄冰。

达到读史第二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对错的状态。

读史的第三个境界是纯粹为了历史。大 多数人学物理是为了通过考试，有些人学物理是为了使用物理定律为人服务，只有极少数的人学物理纯粹是为了好奇，他们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能统一感到坐立不 安。前面说的两个读史境界其实都有点以史为鉴的用意，而真正的主流历史学家，比如我最近读的这本《AreWeRome?》新书所介绍的西方绝大多数历史学 家，实际上认为古为今用毫无意义，历史没什么用处。易中天在接受崔永元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不提倡古为今用，这一点显然比吴思专业。

政治家特别喜欢引用历史来说明今天的行动。因为以前古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这件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但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根本不是 那么回事：古人遇到的情况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他们采取的行动也不是你说的那个行动。搞不好历史学家还会告诉你，这位古人是否存在，我们有争议。

一个最新例子是9/18东北军不抵抗。以前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板上钉钉一般。金一南2004年讲话介绍了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张学良 跟东北军将领讨论之后认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因为害怕而主动不抵抗，跟蒋介石没关系。（我以为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低估了当时东北军的实力，张作霖家底雄 厚，比如空军飞机数量超过日本全国战机总数的一半。）最近看到张学良自述，他自己的说法是当时他判断只是小股日军闹事，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不抵抗，也就是 说大意失东北。（你信么？）那么东北军到底为什么不抵抗？注意从三个版本我们可以学到三个不同的人生道理，那么哪个才是对的道理呢？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想古为今用，其实历史上是否发生了这个事件根本不重要。满清入关不需要读真实历史，读的是《三国演义》，而且把”群英会蒋 干中计”的故事用来陷害袁崇焕还取得了成功，尽管”蒋干中计”其实是罗贯中虚构的故事。从小说，寓言，神话中都可以学到道理古为今用，而且真能用上。学术 界对南怀瑾的最重要批评是他使用典故不分真实还是虚构历史，其实南怀瑾说的明白，大意是报纸上的东西可能除了名字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而小说里的东西除 了名字是假的，可能都是真的。所以所用水浒传分析江湖斗争一点问题没有。

真正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带有功利目的，他们只是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史书也是人写的，司马迁也有主观情绪，拨开历史迷雾去分析真实情况，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达到读史第三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真假的状态。

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对错，不知道真假，一问三不知才是真正的历史专家啊！

1. 真的很舍不得zreading.cn这个域名，只怪我当初选了cn域名，而cn域名又无法转到国外去，不知谁有备案的方法？
2. 把空间转回国内，再进行备案，却觉很没有安全感，还担心稳定性，不知国内哪里的空间最好？
3. 购买新的国外域名，重新开始，谁愿意代劳去Godaddy帮我买一个域名呢？

你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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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从天文历法上讲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正分秒不误地完成它的自转。但回眸人类历史长河，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日子：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这 位曾在辽阔的草原上驰骋千里的第五代蒙古大汗，下了新的一轮禁海令，使已经启动驶向海洋的中国巨轮又缓缓地抛下了铁锚。东方大国的航海梦被撕碎了。

至此，走向大海的一次机遇，与中华民族匆匆邂逅却又擦身而过，刚刚闪出的一道窥见海洋的历史门缝，又紧紧关上了。

这一切，都缘于渤海湾上一次偶然的飓风。

历史的拐弯，常从不经意的事开始。乍一看来，似乎纯属偶然；仔细一想，偶然中带有必然。

元朝建国伊始，战火徐徐熄灭，鼓角渐渐远去，全国统一，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国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又开始频繁起来。全国的统治中心—大都城，以首善之 区的特有魅力，吸引四面八方的有志人士，人口骤然超过40万。人丁兴旺当然是件好事，但哪有这么多粮食来养活他们。运粮的运河又太长，一艘漕船从江南至大 都城耗时太久，耗资巨大，朝廷对此十分焦虑。

至元年间，京师几度粮荒，引发居民的骚乱。成群结队的饥民拥入大都城，米店纷纷关门停业，不法粮商乘机哄抬米价，饥民只能望米兴叹。整个大都城陷入了无粮 的恐慌中。于是，忽必烈采取了“两手抓”的办法：一手是将规模宏大的引水工程择日开工，以期通过运河漕运减轻粮荒的压力；另一手是采纳丞相伯颜的建议，按 照元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后，搬运亡宋库藏图书籍物等走的海道，沿此道漕运，以解京都困危。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当忽必烈得知当年海漕运粮达210万石时， 兴奋不已：“这样一来，朕看完全可以罢江淮漕运，就用海道运粮了。”

开发海运，发展航海，也许忽必烈当时并未想到这一决策的意义，但事实上拉开了中华民族真正与大海打交道的伟大序幕。

艰辛的航海表明，只要迈出一步，接着就会有傲睨大海的第二步、第三步。这时的元朝统治者，已开始考虑开辟海上航运的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据《元海运志》中 记载，至元初期已有了第一条海运航线，全程在黄海沿岸逆水行舟，离岸也近，运量较小；1292年开辟了第二条海运航线，部分地利用了黄海暖流，在夏季还利 用了南季风，航行时间大为缩短；航海家殷明略又计划开辟第三条航线，几乎完全摆脱了黄海沿岸的流向。

随着美好的航海计划一步步实现，骨子里推崇“家天下”观念的忽必烈，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随即，他朱笔一挥，又一段征服海洋的航海历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王者的意志，就是士兵们前仆后继的誓言，就是民夫和百姓的劳动号子。一时间，渤海湾人山人海，海涛声和号子声交织在一起。造船的同时，从士兵中挑选水手、组织训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然而，这一年八月十六，一场罕见的海上飓风突袭渤海湾。午时，天气闷热。到了申时，黑云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海上掀起叫人心惊胆战的巨浪，仿佛要把所有的承载物统统压下去，把它们切断，劈开，卷走。船只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撞击着。

瞬间，元帝国正航行在这个区域的92艘南粮北运的船只和正在建造尚未成形的雏船全部被巨浪卷走，官员、军人、水手、工匠、民工，以及随船、随工家属无一生还，全部漕粮也随船沉入海底。

面对海上惨剧，忽必烈弄海的雄心开始动摇了。以武臣为代表的“主海派”认为：海道漕运虽有海上风险，但只要采取措施确保航路安全畅通完全可以，量大费低。 而以文官为代表的“主河派”认为：海道漕运远在海上，普通百姓看不见；运河漕运就不一样了，每一艘船都从百姓眼皮底下运过，心中踏实，对朝廷也会产生一种 信赖，有凝聚民心的作用。

双方争执正酣，传来了郭守敬疏通运河北段竣工的消息。至此，“主河派”几乎没有太大的阻力便占据了上风，忽必烈把目光重新收回到规避风险的内陆运河建设上。元初这场昙花一现的航海运动最后以悲剧告终。

历史常常有很大的惯性。后来，明清两朝除了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外，再也没有类似的远航，“禁海令”倒是下了不少，近代中国也因此难逃闭关自守、衰朽没落的命运。

梁启超曾问道：为什么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却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答案很简单：航海有着较大风险。

面对浩渺无垠的大海，忽必烈感到太可怕，干脆把它禁了。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关闭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

封建君王周围如果聚集着一批不敢合理冒险，而只知附和之徒，会造成君王的乾纲独断和刚愎自用。制度就是这样铸就人生的性情，两者互动的关键，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已习惯于听取赞歌和无休止的附和。

渤海湾的飓风使元朝的航海停止了，并不等于大海暴虐得不敢让人亲近。就在此时，仍有几位外国人乘海船穿越印度洋来到中国，那就是威尼斯的商人尼古拉兄弟和 马可·波罗。后来，一个名叫鲁思梯谦的作家，把马可·波罗讲述的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

水资源的分布决定了世界文明的版图，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大多发生在海洋性气候的地域。大海能将世界连在一起，任何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都是建立 在敢于弄海并不断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上。回望人类嬗变演进的历程，大航海时代是一个重大转折。各大洲之间因为海洋阻挡而互相隔绝的状况被逐渐打破。当 然，这种转折伴随着巨大的悲惨和痛苦。

要不是至元二十九年渤海湾那场飓风，或者飓风袭过，元朝统治者能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历史也许会因此而改写。

历史无情。而对于历史，最好的认识是沉思。

（摘自《思想有多远》，文/顾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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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互联网风云变化，上演着现实版的“生死时速”：

• 关系着中国无数中小站长命运的域名空间整治浪潮；
• 百度的域名被“外星人绑架”事件；
• 谷歌声明可能退出“中国江湖”。

相信大家对这些事情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而我又实在不是写互联网评论的料，也就一直都没吭声，但我关注了，因为很多东西都与我有关系。

• CN域名看来要告一段落了，我除了想办法看能不能顺利通过，就只能重新申请个其他类型的域名了；
• 百度被黑，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那么乐。
• 因为用着太多谷歌的产品，如果他退出，我会很不习惯，然而这又是勇敢得难以置信的决定。

然后，也就这样，仿佛我们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什么也改变不了。好了，闲话扯到这里，让我们把时间往后推几百年，看看今天的文章——文人的气节

在朱棣和建文帝的皇位之争中，建文帝眼看就要失败，朱棣已经胜利在望，在这关键时刻，解缙和他的两位好友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三个年轻人确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

这里，我们要先介绍解缙的两位好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胡广、王艮。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和解缙这样的才子交朋友的，自然也不是寻常之辈，实际上，这两个人的来头并不比解缙小。

说来也巧，他们三个人都是江西吉安府人，是老乡关系，也算是个老乡会吧，解缙是出名的才子，我们前面说过，他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高考成绩至少是全国前几十名，可和另两个人比起来，他就差得远了。

为什么呢，因为此二人分别是建文二年高考的状元、榜眼。另外还要说一下，第三名叫李贯，也是江西吉安府人，他也是此三人的好友。但由于他没有参加这次的谈话，所以并没有提到他。确实厉害，头三名居然被江西吉安府包揽，让人惊叹此地的教育之发达，足以媲美今日之黄冈中学。

大家都是同乡，又是饱学之士，自然有很多共同话题，眼下建文帝这个老板就要完蛋了，他们要坐下来商量一下自己的前途，这三个人都是邻居，而他们谈话的地点选在了另一个邻居吴溥的家里。

在他们说出自己的志向前，我们有必要先提一下，解缙、胡广、王艮、李贯都是建文帝的近侍，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深受皇帝的信任，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很能反映当时朝臣的看法。但四人中王艮比较特殊，他最有理由对皇帝不满，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建文二年（1400）的那次科举考试中，他才是真正的状元！

此 人经过会试后，参加了殿试，在殿试中，他的策论考了第一名，本来状元应该是他的。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嫌她长得不好看，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 广（貌寝，易以胡靖，即胡广也）。就这样，到手的状元飞了，按说他应该对建文帝十分不满才对，可这个世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真诚。

建文帝就要倒台了，大家的话题自然不会扯到诗词书画上，老板下台自己该怎么办，何去何从？三个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是在心底作出的。

三人表现如下：

解缙陈说大义，胡广也愤激慷慨，表示与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国。王艮不说话，只是默默流泪。

谈话结束后的表现：解缙结束谈话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很快，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证据——“缙驰谒”。胡广第二天投降，十分听话——“召至，叩头谢”。看看，多么有效率，召至，召至，一召就至。第三名李贯也不落人后——“贯亦迎附”。

而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是领国家俸禄的大臣，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以身殉国了。”

然后他从容自杀。

国家以貌取人，他却未以势取国。

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者说出了自己的诺言，最终变成了谎言。不说话的人沉默，却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

其实早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时，已经有一个人看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冷眼旁观的吴溥。

就在胡广慷慨激昂的发表完殉国演讲，并一脸正气的告辞归家之后（他家就在吴溥家旁边），吴溥的儿子深有感叹地说道：“胡叔（指胡广）有如此气概，能够以身殉国，实在是一件好事啊。”

吴溥却微微一笑，说道：“这个人是不会殉国的，此三个人中唯一会以身殉国的只有王艮。”

吴溥的儿子到底年轻，对此不以为然，准备反驳他的父亲，谁知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胡广的声音：

“现在外面很乱，你们要把家里的东西看好！”

两人相对苦笑。

话说回来，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多责怪这几个投降者，特别是解缙，他受了很多苦，历经了很多坎坷，他太想成功了，而这个机会，是他绝对不能放过的。

对于这四个人的行为，人心自有公论。

于是，解缙就此成为了朱棣的宠臣，无论他用了什么手段，他毕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传奇性的一生，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投降三人组中其余两个成员的下落。

李 贯：朱棣在掌握政权后，拿到了很多朝臣给建文帝的奏章，里面也有很多要求讨伐他的文字，他以开玩笑似的口吻对朝堂上的大臣们说：“这些奏章你们都有份 吧。”下面的大臣个个心惊胆战，其实朱棣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而已，他并不会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惹事的正是这个李贯，他从容不迫的说道：“我没有，从来也没有。”然后摆出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他是一个精明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祸，他从未上过类似的奏章。
现在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回报，不过，是以他绝对预料不到的方式。

朱棣走到李贯面前，突然把奏章扔到了他的脸上，厉声说道：

“你还引以为荣吗！你领国家的俸禄，当国家的官员，危急时刻，你作为近侍竟然一句话都不说，我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人！”

全身发抖的李贯缩成一团，他没有想到，无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这之后，他因为犯法被关进监狱，最后死于狱中，在他临死时，终于悔悟了自己的行为，失声泣道：“王敬止（王艮字敬止），我没脸去见你啊。”

胡广：之后一直官运亨通，因为文章写得好，有一定处理政务的能力，与解缙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后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人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他还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得谥号的文臣，他的谥号叫做“文穆”。

综观他的一生，此人没有吃过什么亏，似乎还过的很不错，不过一个人的品行终归是会暴露出来的。

当年胡广和解缙投奔朱棣后，朱棣看到他们是同乡，关系还很好，便有意让他们成为亲家，但当时解缙虽然已经有了儿子，胡广的老婆却是刚刚怀孕，不知是男是女。此时妇产科专家朱棣在未经B超探查的情况下，断言：“一定是女的。”

结果胡广的老婆确实生了个女孩，所以说领导就是有水平，居然在政务活动之余对妇产科这种副业有如此深的造诣。事后证明，这个女孩也确实不简单，可惜我在史料中没有找到她的名字，只知道她肯定姓胡。

这个女孩如约与解缙之子完婚，两家都财大气粗，是众人羡慕的佳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解缙后来被关进监狱，他的儿子也被流放到辽东，此时胡广又露出了他两面三刀的本性，亲家一倒霉掉进井里，他就立刻四处找石头。勒令自己的女儿与对方离婚。
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就是一切，然而这位被朱棣赐婚的女孩很有几分朱棣的霸气，她干出了足以让自己父亲羞愧汗颜的行为。胡广几次逼迫劝说，毫无效果，最后他得到了自己女儿的最终态度，不是分离的文书，而是一只耳朵。

她的女儿为表明决不分离的决心，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以明志，还怒斥父亲：“我的亲事虽然不幸，但也是皇上做主，你答应过的，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宁死不分！”

这位壮烈女子的行为引起了轰动，众人也借此看清了胡广的面目，而解缙的儿子最终也获得了赦免，回到了那位女子的身边。

胡广，羞愧吧，你虽饱读诗书，官运亨通，气节却不如一个普通女子！

摘自：《明朝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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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说另一个人，被人称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的袁腾飞（我记得最牛不是封了纪连海老师吗？），他写了本《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将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段落变得趣味横生、精彩绝伦，被人戏称易中天+郭德纲。可能大家读史的角度不一样，在豆瓣、腾讯读书上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好像不太好，至于要用什么心态来读历史，我认为并不重要，最要的是要让我有所收获。这里有些摘录(130句)，大家可以看看：

1 据说汤建立商朝之前以部落的形式就迁徙过8次，都城则至少迁了5次，那时候也没有专业搬家公司，自然是每次都大动干戈，估计也累得够呛，所以最后迁到殷就不再迁了。

2 我们第一个又大又美丽的国家就叫夏朝。周围是什么玩意？蛮夷戎狄。蛮夷戎狄已经是不怎么样的词儿，已经让你说得够惨的了，还不够惨？犬戎！

3 周朝时候流行两句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流行的程度跟今天我们的一些房地产口号类似。

4 王管不过来这些个王土，要是不靠分封制管理，单枪匹马一个人去干俩月就得累死。

5 其实打仗的时候没那么多人，这个十万是算上全国人口，能打的不能打的全算，没钱的拿普通棒子，有钱的在棒子上钉个钉子，再有钱的镀个金，不论贵贱都来凑数，才能到十万。

6 管仲又名夷吾，这个家伙从小品德不太好，打仗的时候人家都是往前冲，只有他往后跑，他总是以家有老母自己又是独生子为借口，对自己的逃兵行为进行解释。

7 陆续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在历史上被统称为春秋五霸，个个牛叉。

8 小时候拿板儿砖砸缸的司马光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9 齐国原来的国君应该姓姜，例如齐桓公，名字叫姜小白，那会儿起名还不太讲究。

10 这个战国七雄一开始还不是就这七个国家，当时一共二十多个国家都觊觎霸主地位，历经战火洗礼，这前二十强大浪淘沙的一番海选PK之后，基本上就剩下燕、齐、楚、秦，赵、魏、韩，七位选手继续死磕了。

11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打架也是算一种主动的交流方式，总比谁都不理谁强，夫妻天天吵架没准还越吵越恩爱。于是通过频繁的战争和经济文化交流，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12 客观上来说，以前汉人的服装是最笨拙的，宽袍大袖，那个大袖子能钻进一个人去，穿上那个衣服一上街，勤劳的清洁工都得下岗。

13 当时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与百姓的生活无关，要来也没用，搜罗一打翡翠玛瑙都不一定能换几串麻辣烫。

14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人分成四种境界，天地境界，道德境界，功利境界和自然境界。咱们是在功利境界，杀人犯、强奸犯这都是自然境界。道德境界就是圣人们，他认为中国古代人达到天地境界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老子，孔子都只在道德境界。

15一般我们在功利境界的人，是贵有不贵无，我们有什么比什么，比有钱，比有房子，比有车，比我爸爸比你爸爸官大。而老子是贵无，看破放下，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你才能成就，无为才能无不为就是这个意思。

16 故宫的大门上，九九八十一颗铜钉；屋脊上九个走兽。你说我们家屋脊上也弄九个，找死呐！我们家盖房子也用黄瓦，找死呐！这全都有等级的，皇宫九九八十一，王府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你不能随便来。

17 孔圣人绝对是搞素质教育的。好多教育思想对今天都很有借鉴意义，咱们现在一写教育论文，动辄苏霍姆林斯基说，或者杜威说，其实孔圣人说就已经足够了。

18 千万少说人定胜天，要不然霸王也不会别姬，但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来为人民服务。

19 长城是中国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我们老祖宗很明智的，长城以北的地是不能耕种的，只能放牧，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呢，风不吹都能看见黄鼠狼。

20 唐朝人说，但使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可是将军百战也没用，因为“将军百战死”，所以还得靠长城，世界八大奇迹就是这么来的。

21 中国历史上名君比较集中的朝代就是清朝，除了同治皇帝差点儿，都还可以。像明朝一个赛着一个混蛋。皇帝开国的都不错，到二世没准还能凑合点儿，守成还行， 到三世这帮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整天与阉竖为伍，你想想他除了“下面没有了”的笑话还能了解什么东西。

22 秦始皇一开始还是很勤政的，他每天早起洗脸刷牙之后看600斤奏章。别怕，当时奏章是写在竹简上，要是看纸的，600斤能看死他。他让在寝宫里搁一个秤，每天秤约600斤，不看完不休息，累得手都翻不动竹简了，拿绸布条挂到脖子上吊着翻，太累了！

23 那个时候货币不是很发达，所以粮食很多是拿来当钱用，买机票啊什么的都用米买。所以网上说，你MP3买来多少米就是花了多少钱的意思，比Money首字母的说法更有依据。

24 秦律，特点就是轻罪重刑。你随地吐痰，吊起来打。

25 肉刑太讨厌了，随便挑一项都能被整成残疾人，刑罚严重到这种程度，完全是破坏劳动力。

26 农民又没有吃的，又没有地种，有地的没力气种，这还不造反难道造飞机？

27 地狭人稠，我不偷渡出去怎么办？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时候就在东南亚谋生，那会儿要什么护照、签证，现在你跟我要签证，有天理吗？

28 中国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战功的，文官也一样，比如曾国藩和李鸿章，立战功了才封爵。清朝唯一一个文人没立战功封爵的是张廷玉，编了本《康熙字典》，封成伯爵，十年就给撤了。

29 有一个成语叫覆水难收，一般形容男女之间的感情。

30 西汉有个读书人叫朱买臣，哥们穷，家里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然后他媳妇老踩吧他：整天在那看书有什么用，你干点有用的事儿行不行？去做买卖，炒股去。朱买臣说我不会。不会到超市搬矿泉水去，这我也不会。他媳妇一生气，离婚了，拜拜。

31 咱中国是最不适合搞恐怖袭击的国家，因为中国对户籍的管理严格。你在小区里一转悠，一帮老太太追上了，你找谁啊你！你这家伙鬼头鬼脑的，进我们小区门也没有！你想安炸药，能让你安吗？

32 为什么好袭击美国？美国连身份证都没有，你说你是谁，你就是谁，编一个名字进入美国了，再造一个假驾照什么的。在中国身份证都是防伪的，搞什么搞。

33 现在的人写书法老写不过古人，因为古人一写字拿的就是毛笔，你一半时间是在敲键盘。

34 骑兵打步兵，那不跟德国队踢中国队似的吧，我想进几个球就进几个球。北京奥运会我给你留点脸，我5分钟进一个，我不给你留脸半分钟就进一个，180比0。

35 高祖刘邦以前是秦朝的亭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街道居委会治保主任。

36 只有中国人、朝鲜半岛、日本、越南、蒙古、匈牙利这六个地方的人是姓在前，名在后，叫李小二，其他全是小二·李。

37 韩国人说韩国文化不追求宏大，追求的是精巧，你倒想追求宏大，别说你横着修，竖着修也修不来啊，朝鲜号称三千里江山是竖着量的，只能修十分之三，要不然就往海里修。

38 你看韩国、英国和德国也有长城，但是他们的长城叫做 Long Dist Wall（很长的墙），只有中国的长城才能叫做Great Wall。

39 东汉的华佗发明麻沸散，这是一项世界之最，世界上最早的麻药。中医好像不太主张给人开刀。但是比如说阑尾炎肠穿孔了，扎针没有用，采草药更没用，那就得开 刀。欧洲那时候开刀是灌酒，灌一升，酒量小的一口气就灌死了，酒量大灌到肚子要爆还没醉，还很清醒，干脆四肢固定，给一棒子，于是盲肠被割下来了，生命也 被上帝召唤走了。

40 蔡伦是个宦官，宦官一般没什么好人，只有两个不错的，青史留名，蔡伦和郑和。

41 刘禅因为小时候在长坂坡被赵云闷过，被刘备假摔过，影响了大脑发育，长大后什么事儿惨就办什么，现在快成了一句骂人的词了，成了傻子窝囊废的代言。

42 士族老近亲结婚。王、谢、袁、萧、顾、陆、朱、张，就这八个姓老通婚，生来生去都是表哥跟表妹，舅舅跟外甥女，姑姑跟侄儿这种关系。越生越退化，祖孙三代长一个模样，肯定会脑残。

43 我们中原人的打扮是峨冠博带，老高的帽子，老长的大袖子，一走路帽子当避雷针，袖子当拖把，既省电又干净。

44 明朝嘉靖皇帝炼丹，光炼丹燃料一年就20多万两银子，一般老百姓有这魄力吗？只有贵族才玩儿得起。

45 你要一落地狱，那就完蛋了，万劫不复，再别想代言品牌接拍广告了。

46 你看尤其今天的寺庙，进门烧香吧！烧香就交钱吧！没带钱我们这能刷卡。这哪里像清修之地？

还 有的被逮住了，你说交一百块钱吧，就当被收了保护 费。但拉住你的假和尚说，这位善人，看你面相你家里人肯定是合家欢乐，钱财富足，丈夫事业有成儿子学业 有成，一般按照这种大好人家至少得捐三百，这个捐出去多少和收获多少是成正比的。言下之意：我不逼你，你捐一百也行。但你丈夫事业就打个三三折，儿子也打 折，家庭和睦也打折。你一听，妈的，为了家庭和谐，捐吧。结果一出门走两步路又是一个庙，又被拉进去了，五百！

47 这帮伪和尚，你捐完他拿去买新手机。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跟佛面前跪下，一边拜一边告诉佛，有人借你名声来骗钱，对你形象不利，趁早收了他去。

48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多半嫔妃一大票。其中数量最多的可能是伪天王洪秀全，一百多个，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今天从零零一睡到零零七，明天从二百三睡到二百五。

49 如果像电视剧里演，皇上天天上朝，那就累死了，清朝皇帝是十日一朝。

50 皇朝上朝的时间特别早，天还没亮，四点多钟就得起床，因为晚上睡得也早，八点半九点肯定就寝了，那会儿没电脑没酒吧，天黑了就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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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帝朱棣曾派出两路人去寻找建文帝，一路是胡荧（有三点水旁），这位胡荧（有三点水旁）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从事是秘密工作，大肆宣传是不好的。

但另一路人马的际遇却大不相同，不但闻名于当时，还名留青史，千古流芳。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郑和舰队和他们七下西洋的壮举。

同样是执行秘密使命，境遇却如此不同，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人，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原因很多，如队伍规模、附带使命等等，但在我看来，能成就如此壮举，最大的功劳应当归于这支舰队的指挥者——伟大的郑和。

伟大这个词用在郑和身上是绝对不过分的，他不是皇室宗亲，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但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就了一段传奇——中国人的海上传奇，在郑和之前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侯将相，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但郑和只有一个。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梁启超

（一）

郑和，洪武四年（1371）出生，原名马三保，云南人，自小聪明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按说在当时的中国，航海并不是什么热门学科，而且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为什么郑和会喜欢航海呢？

这是因为郑和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底都有着一个最大的愿望——去圣城麦加朝圣。

去麦加朝圣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最大愿望，居住在麦加的教徒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时刻仰望圣地，但对于当时的郑和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 情。麦加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地图上把麦加和云南连起来，再乘以比例尺，就知道有多远了。不过好在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他的 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在郑和小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讲述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这些都深深的影 响了郑和。

也正是因此，幼年的郑和与他同龄的那些孩子并不一样，他没有坐在书桌前日复一日的背诵圣贤之言，以求将来图个功名，而是努力锻炼身体，学习与航海有关的知识，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有朝一日，必定乘风破浪，朝圣麦加。

如果他的一生就这么发展下去，也许在十余年后，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一个平凡的伊斯兰教徒的夙愿，然后平凡地生活下去。

可是某些人注定是不会平凡地度过一生的，伟大的使命和事业似乎必定要由这些被上天选中的人去完成，即使有时是以十分残忍的方式。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蓝玉奉朱元璋之命令，远征云南，明军势如破竹，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平定了云南全境，正是这次远征改变了郑和的命运。顺便 提一句，在这次战役中，明军中的一名将领戚祥阵亡，他的牺牲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世袭武职，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从此他的子孙代代习武。这位戚祥只是个无 名之辈，之所以这里要特意提到他，是因为他有一个十分争气的后代子孙——戚继光。

历史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啊。

对于明朝政府和朱元璋来说，这不过是无数次远征中的一次，但对于郑和而言，这次远征是他人生的转折，痛苦而未知的转折。

战后，很多儿童成为了战俘，按说战俘就战俘吧，拉去干苦力也就是了，可当时对待儿童战俘有一个极为残忍的惯例——阉割。

这种惯例的目的不言而喻，也实在让人不忍多说，而年仅11岁的马三保正是这些不幸孩子中的一员。

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马三保的痛苦，无数的梦想似乎都已经离他而去了，但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悲剧的开端，往往也是荣耀的起点。 悲剧，还是荣耀，只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否坚强。

从此，这个年仅十一岁的少年开始跟随明军征战四方，北方的风雪、大漠的黄沙，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以他的年龄，本应在家玩耍、嬉戏，却突然变成了战争 中的一员，在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飞奔。刀剑和长枪代替了木马和玩偶，在军营里，没有人会把他当孩子看，也不会有人去照顾和看护他，在战争中，谁 也不能保证明天还能活下来，所以唯一可以照顾他的就是他自己。

可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怎么能照顾自己呢？

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的马三保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们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他心中的希望和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最后成为了伟大的郑和。

总结历史上的名人（如朱元璋等）的童年经历，我们可以断言：小时候多吃点苦头，实在不是一件坏事。

在度过五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朱棣。

当时的朱棣还是燕王，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沉默寡言却又目光坚毅的少年，并挑选他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从此马三保就跟随朱棣左右，成为了他的亲信。

金子到哪里都是会发光的，马三保是个注定要成就大事业的人，在之后的靖难之战中，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我们之前介绍过，在郑村坝之战中，朱棣正是采用他的计策，连破李景隆七营，大败南军。

朱棣从此也重新认识了这个贴身侍卫，永乐元年（1403），朱棣登基后，立刻封马三保为内官监太监，这已经是内官的最高官职， 永乐二年（1404），朱棣又给予他更大的荣耀，赐姓”郑”，之后，他便改名为郑和，这个名字注定要光耀史册。

要知道，皇帝赐姓是明代至高无上的荣耀，后来的郑成功被皇帝赐姓后，便将之作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光荣，他的手下也称呼他为“国姓爷”，可见朱棣对郑和的评价之高。

上天要你受苦，往往会回报更多给你，这也是屡见不鲜的，郑和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了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朱棣的臣子，他已经得到了很多别人想都不敢想的荣耀，想来当年的郑和应该也知足了。

但命运似乎一定要让他成为传奇人物，要让他流芳千古。更大的使命和光荣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更大的事业将等待他去开创。

（二）出航

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目的的，除了寻找建文帝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也 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 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都是这一传统的表现。

中国强盛，万国景仰，这大概就是历来皇帝们最大的梦想吧，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领土要求，这是因为我们一向都很自负，天朝上国，万物丰盛，何必去抢人家的破衣烂衫？

但正如俗话所说，锋芒自有毕现之日，强盛于东方之中国的光辉是无法掩盖的，当它的先进和文明为世界所公认之时，威服四海的时刻自然也就到来了。

实话实说，在中国强盛之时，虽然也因其势力的扩大与外国发生过领土争端和战争（如唐与阿拉伯之战），也曾发动过对近邻国家的战争（如征高丽之战），但总 体而言，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我们慷慨的给予外来者帮助，并将中华民族的先进科学文化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四大发明就是最大的例证。

综合来看，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中国胸怀远人的传统和宗旨：以德服人

现在中国又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乱和恢复，以及几位堪称劳动模范的皇帝的辛勤耕耘和工作，此时的华夏大地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粮银充足，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在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四周到底还有些什么？这是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明帝国就是一个强盛的朝代，而明帝国四周的陆地区域已由汉唐盛世时的远征英雄们探明，相比而言，帝国那漫长的海岸线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在宽阔大海的那一头有着怎样的世界呢？
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西洋，需要说明的是西洋这个名词在明朝的意义与今日并不相同，当时的所谓西洋其实是现在的南洋，之前的朝代虽也曾派出船只远航过 这些地区，但那只是比较单一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海的那边到底有些什么，人们并不是十分清楚，而现在强大的明帝国的统治者朱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 人，他之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绝非由于仁慈或是和善，而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现在，朱棣将把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交给郑和来完成，这是光荣，也是重托。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郑和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但具有丰富的航海知识，还久经战争考验，军事素养很高，性格坚毅顽强，最后，他要去的西洋各国中有很多都信奉伊斯兰教，而郑和自己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按说这只是一次航海任务而已，何必要派郑和这样一个多样型人才去呢，然而事实证明，郑和此次远航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大海而已。
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郑和在福建五虎门起航，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远航征程，郑和站在船头，看着即将出发的庞大舰队和眼前的茫茫大海。

他明白自己此次航程所负的使命和职责，但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正在创造一段历史，将会被后人永远传颂的历史。

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自幼年始向往的大海现在就在他的眼前，等待着他去征服！一段伟大的历程就要开始了！

扬帆！

（三）无敌舰队

我们之前曾不断用舰队这个词语来称呼郑和的船队，似乎略显夸张，一支外交兼寻人的船队怎么能被称为舰队呢，但看了下面的介绍，相信你就会认同，除了舰队外，实在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他的这支船队。

托当年一代枭雄陈友谅的服，朱元璋对造船技术十分重视，这也难怪，当年老朱在与老陈的水战中吃了不少亏，连命也差点搭进去。在他的鼓励下，明朝的造船工 艺有了极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郑和的船只中最大的叫做宝船，这船到底有多大呢，“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 丈”。大家可以自己换算一下，按照这个长度，郑和大可在航海之余举办个运动会，设置了百米跑道绝对不成问题。

而这条船的帆绝非我们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单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它有十二张帆！它的锚和舵也都是巨无霸型的，转动的时候需要几百人喊口号一起动手才能摆 得动，南京市在五十年代曾经挖掘过明代宝船制造遗址，出土过一根木杆，这根木杆长十一米，问题来了，这根木杆是船上的哪个部位呢？

鉴定结论出来了，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这根木杆不是人们预想中的桅杆，而是舵杆！

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概念，我可以说明一下，桅杆是什么大家应该清楚，所谓舵杆只不过是船只舵叶的控制联动杆，经过推算，这根舵杆连接的舵叶高度大约为六米左右。也就是说这条船的舵叶有三层楼高！

航空母舰，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

这种宝船就是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旗舰，此外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马船，用于作战的战船，用于运粮食的粮船和专门在各大船只之间运人的水船。

郑和率领的就是这样的一支舰队，舰队之名实在实至名归。

这是郑和船队的情况，那么他带了多少人下西洋呢？

“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

说句实话，从这个数字看，这支船队无论如何也不像是去寻人或是办外交的，倒是很让人怀疑是出去找碴打仗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支友好的舰队，所到之处，没有战争和鲜血，只有和平和友善。

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

郑和的船队向南航行，首先到达了占城，然后他们自占城南下，半个月后到达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此地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据点，但凡由马六甲海峡去非 洲必经此地，在当时，这里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当然，当时这地方还没有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搞不清当时岛上的政府是 由什么人组成的。

郑和的船队到达此地后，本想继续南下，但一场悲剧突然发生了，船队的航程被迫停止了，而郑和将面对他的航海生涯中的第一次艰难考验。
事情是这样的，当是统治爪哇国的有两个国王，互相之间开战，史料记载是“东王”和“西王”，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也是一笔糊涂账，反正是“西王”战胜 了“东王”。“东王”战败后，国家也被灭了，“西王”准备秋后算账，正好此时，郑和船队经过“东王”的领地，“西王”手下的人杀红了眼，也没细看，竟然杀 了船队上岸船员一百七十多人。

郑和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手下的士兵们听说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武装居然敢杀大明的人，十分愤怒和激动，跑到郑和面前，声泪俱下，要求就地解决那个什么“西王”，让他上西天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王。

郑和冷静地看着围在他四周激动的下属，他明白，这些愤怒的人之所以没有动手攻打爪哇，只是因为还没有接到他的命令。

那些受害的船员中有很多人郑和都见过，大家辛辛苦苦跟随他下西洋，是为了完成使命，并不是来送命的，他们的无辜被杀郑和也很气愤，他完全有理由去攻打这 位所谓的“西王”，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自己的军队装备了火炮和火枪等先进武器，而对手不过是当地的一些土著而已，只要他一声令下，自 己的舰队将轻易获得胜利，并为死难的船员们报仇雪恨。

但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

他镇定地看着那些跃跃欲试的下属，告诉他们，决不能开战，因为我们负有更大的使命——和平的使命。

如果我们现在开战，自然可以取得胜利，但那样就会偏离我们下西洋的原意，也会耽误我们的行程，更严重的是，打败爪哇的消息传到西洋各地，各国就会怀疑我们的来意，我们的使命就真的无法达成了。

郑和说完后，便力排众议，制止了部下的鲁莽行为，命令派出使者前往西王驻地交涉此事。

郑和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克制自己的愤怒，以大局为重，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事实证明，郑和的行为决不是懦弱，而是明智的。

郑和需要面对的是忍耐，而那位西王面对的却是恐惧，极大的恐惧。

当他知道自己的下属杀掉了大明派来的舰队船员时，吓得魂不附体，立刻派出使者去郑和处反复解释误会，他又怕这样做不奏效，便命令派人连夜坐船赶到中国去谢罪，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他有多么惭愧和后悔，只是他明白，以大明的实力，要灭掉自己，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朱棣得知此事后，称赞了郑和顾全大局的行为，并狠狠地教训了西王的使者，让他们赔偿六万两黄金（这个抚恤金的价码相当高），两年后，西王派人送上了赔偿金，只有一万两黄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悔，实在是这么个小岛即使挖地三尺也找不出六万两黄金来。

实在是没法子了，家里就这么点家当，该怎么着您就看着办吧。

当西王的使者忐忑不安地送上黄金后，却得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回答，朱棣明确地告诉他，我早知你们是筹不出来的，要你们赔偿黄金，只不过是要你们明白自己的罪过而已，难道还缺你们那点金子吗？

朱棣的这一表示完全征服了爪哇，自此之后他们自发自觉地年年向中国进贡。

在这一事件中，郑和充分地体现了他冷静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能力，也说明朱棣看人的眼光实在独到。

在经过这段风波之后，郑和的船队一路南下，先后经过苏门答腊、锡兰山等地，一路上与西洋各国交流联系并开展贸易活动，这些国家也纷纷派出使者，跟随郑和船队航行，准备去中国向永乐皇帝朝贡。

带着贸易得来的物品和各国的使者，郑和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终点——古里。

古里就是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此地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派使者到过这里，而此次郑和前来，却有着另一个重要的使命。

由于古里的统治者曾多次派使者到中国朝贡，并向中国称臣，所以在永乐三年，明成祖给古里统治者发放诏书（委任状），正式封其为国王，并赐予印诰等物。当然了，古里人不一定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印章，但既然是封国王，总是要搞点仪式意思下的。

可是诏书写好了，却没那么容易送过去，因为这位受封的老兄还在印度呆着呢，所以郑和此次是带着诏书来到古里的，他拿着诏书，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正式封当地统治者为古里国王。从此两国关系更加紧密，此后郑和下西洋，皆以此地位中转站和落脚点。

在办完这件大事后，郑和开始准备回航，此时距离他出航时已经一年有余，他回顾了此次航程中的种种际遇，感慨良多，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终于来到了这个叫古里的国家，完成了自己的最终使命。

这里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们和善大度，友好热情，这一切都给郑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留个纪念吧，他带领属下和当地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碑亭，并刻上碑文，以纪念这段历史，文曰：

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

这是一座历史的里程碑。

郑和的船队开始返航了，迎风站在船上的郑和注视着那渐渐远去的古里海岸，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会再来的！

也许是宿命的安排吧，郑和不会想到，美丽的古里不但是他第一次航程的终点，也将会成为他传奇一生的终点！

（四）返航

第一次远航就这样完成了，船队浩浩荡荡地向着中国返航，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愿意郑和就这样风平浪静地回到祖国，它已经为这些急于回家的人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道难关，而对于郑和和他的船队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

自古以来，交通要道都绝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因为很多原本靠天吃饭的人会发现其实靠路吃饭更有效，于是陆路上有了路霸，海上有了海盗，但无论陆路海路，他们的开场白和口号都是一样的——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按说郑和的舰队似乎不应该受到这些骚扰，但这决不是因为强盗们为这支舰队的和平使命而感动，而是军事实力的威慑作用。

即使是再凶悍的强盗，也要考虑抢劫的成本，像郑和这样带着几万士兵拿着火枪招摇过市，航空母舰上架大炮的主，实在是不好对付的。

北欧的海盗再猖獗，也不敢去抢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干抢劫之前要先掂掂自己的斤两，这一原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诸多精明强盗们都牢记在心。
但这个世界上，有精明的强盗就必然有拙劣的强盗，一时头脑发热、误判形势，带支手枪就敢抢坦克的人也不是没有，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头脑发热的仁兄。

此人名叫陈祖义，他正准备开始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抢劫。

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陈祖义，广东潮州人，洪武年间因为犯罪逃往海外，当年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有引渡条例，所以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他逃到了三佛齐（今属印度尼西亚）的渤林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上了大将。

真是厉害，这位陈祖义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是个村长，到了这个渤林邦国（不好意思，我实在不知道是现在的哪个地方），居然成了重臣，中国真是多人才啊。

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国王死后，他召集了一批海盗，自立为王，就这样，这位陈祖义成为了渤林邦国的国王。

以上就是陈祖义先生的奋斗成功史，估计也算不上为国争光吧。

陈祖义有了兵（海盗），便经常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干起老本行——抢劫，这也很正常，他手下的都是海盗，海盗不去打劫还能干啥，周围的国家深受其害，但由于这些国家都很弱小，也奈何不得陈祖义。

就这样，陈祖义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逐渐演变到专门打劫大船，商船，猖獗了很多年，直到他遇到了郑和。

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开过三佛齐时，刚好撞到陈祖义，郑和对此人也早有耳闻，便做好了战斗准备，而陈祖义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

他决定向郑和投降。

要知道，陈祖义虽然贪婪，但却绝不是个疯子，他能够混到国王的位置（实际只是一个小部落），也是不容易的，看着那些堪称庞然大物的战船和黑洞洞的炮口，但凡神智清醒的人都不会甘愿当炮灰的。

但海盗毕竟是海盗，陈祖义的投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郑和船上的那些金银财宝是最大的诱惑，在陈祖义看来只要干成了这一票，今后就一辈子吃穿不愁了。

但要怎么干呢，硬拼肯定是不行了，那就智取！

陈祖义决定利用假投降麻痹郑和，然后召集大批海盗趁官军不备突袭郑和旗舰，控制中枢打乱明军部署，各个击破。

应该说这算是个不错的计划，就陈祖义的实力而言，他也只能选择这样的计划，在经过精心筹划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开始布置各项抢劫前的准备工作。

在陈祖义看来，郑和是一只羊，一只能够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肥羊。

很快就要发财了。

陈祖义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打劫任务，四处寻找同伙，七拼八凑之下，居然也被他找到了五千多人，战船二十余艘，于是他带领属下踌躇满志地向明军战船逼近，准备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

不出陈祖义所料，明军船队毫无动静，连船上的哨兵也比平日要少，陈祖义大喜，命令手下海盗发动进攻，然而就在此时，明军船队突然杀声四起，火炮齐鸣，陈祖义的船队被分割包围，成了大炮的靶子。目瞪口呆的海盗们黄粱美梦还没有醒，就去了黄泉。

陈祖义终于明白，自己已经中了明军的埋伏，这下是彻底完蛋了。

训练有素的明军给这些纪律松散的海盗们上了一堂军事训练课，他们迅速解决了战斗，全歼海盗五千余人，击沉敌船十余艘，并俘获多艘，而此次行动的组织者陈祖义也被活捉。

陈祖义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一脸和气接受他投降的郑和突然从肥羊变成了猛虎，他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其实陈祖义之前之所以会认为自己必胜无疑，一方面是出于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了解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陈祖义是在三佛齐呆久了，还当上了部落头，每天被一群人当主子贡着，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其实从两个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来，陈祖义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逃出来的一般犯人，而郑和却是千里挑一的佼佼者！

陈祖义长期以来带着他的海盗部下打劫船只，最多也就指挥几千人，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似乎天真的以为打仗就这么简单，这个叫郑和的人也必然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而郑和从十一岁起就已经从军，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在朱棣手下身经百战，参加的都是指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还曾经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铁铉、盛庸、平安等人上阵交锋，那些超级猛人都奈何不了他，何况小小的海盗头陈祖义。

陈祖义的这些花招根本逃不过郑和的眼睛，郑和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陈祖义，是因为他决定将计就计，设置一个更好的圈套让陈祖义跳进去，等到他把四周的海盗 都找来，才方便一网打尽。此外，在郑和看来，活捉陈祖义很有必要，因为这个人将来可以派上用场。至于派上什么用场，我们下面会介绍。

在清除了这些海盗后，郑和继续扬帆向祖国挺进，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光荣完成使命，回到了京城，并受到了朱棣的热烈欢迎和接见。

此时，陈祖义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由于他本就是逃犯，又干过海盗，为纪念此次航海使命的完成和清除海盗行动的成功，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了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这么看来，陈祖义多少也算为宣传事业做出了点贡献。

这次创造历史的远航虽然没有找到建文帝，却带来了一大堆西洋各国的使者，这些使者见证了大明的强盛，十分景仰，纷纷向大明朝贡，而朱棣也终于体会到了君临万邦的滋味。

国家强盛就是好啊，感觉实在不错。

而朱棣也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很多远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他还得知在更遥远的地方，有着皮肤黝黑的民族和他们那神秘的国度。

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但可以探访以往不知道的世界，还能够将大明帝国的威名传播海外，顺道做点生意，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出航的费用高了点，但这点钱大明朝还是拿得出来的，谁让咱有钱呢？

于是，在朱棣的全力支持下，郑和继续着他的远航，此后，他分别于永乐五年（1407）九月、永乐七年（1409）九月、永乐十一年（1413）冬、永乐十五年（1417）冬、永乐十九年（1421）春，五次率领船队下西洋。

这五次的航海过程与第一次比较类似，除了路线不同，到达地方不同、路上遇事不同外，其他基本相同，所以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

（五）成就

郑和在之后的五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和平交流和官方贸易，当然他和他的舰队在这几次航程中也干过一些小事，如下：

调节国家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暹罗与苏门答腊）；
收拾拦路打劫，不听招呼的国家（锡兰山国），把国王抓回中国坐牢（够狠）；
带其他国家国王到中国观光（苏禄国代表团，国王亲自带队，总计人数三百四十余人，吃了一个多月才回去）；
带回了中国人向往几千年的野兽——麒麟（后来证实是长颈鹿）。

（这么总结一下，发现这些似乎也不是小事）

经过郑和的努力，西洋各国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彼此之间生活习惯不同，国力相差很大，但开放的大明并未因此对这些国家另眼相看，它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真正从心底征服了这些国家。

大明统治下的中国并没有在船队上架上高音喇叭，宣扬自己是为了和平友善而来，正如后来那些拿着圣经，乘坐着几艘小船，高声叫嚷自己是为了传播福音而来的西方人。

郑和的船队带来的是丰富的贸易品和援助品（某些国家确实很穷），他的船队从未主动攻击过，即使是自卫也很有分寸（如那位锡兰山国王，后来也被放了回 去），从不仗势欺人（虽然他们确实有这个资本），西洋各国的人们，无论人种，无论贫富，都能从这些陌生的人脸上看到真诚的笑容，他们心中明白，这些人是友 善的给予者。

而西方探险家们在经历最初的惊奇后，很快发现这些国家有着巨大的财富，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他们用各种暴力手段、杀人放火，只是为了抢夺本就属于当地人的财产。

南非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就变成了，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对于那些西方人，当地人心中明白：这些人是邪恶的掠夺者。

即使他们最终被这些西方人所征服，但他们决不会放弃反抗，他们会争取到自由的那一天，因为这种蛮横的征服是不可能稳固的。
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有一句老话用在这里很合适：要相信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我还是重复那句话：以德服人，这绝对不是一句笑话，君不见今日某大国在世界上呼东喝西，指南打北，很是威风，却也是麻烦不断，反抗四起。

暴力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后盾，但绝对不能解决问题。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明朝在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平等对待那些小国，并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而不抢掠，是很不简单的。

它不是武力征服者，却用自己友好的行动真正征服了航海沿途几乎所有的国家。

这种征服是心底的征服，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当那浩浩荡荡的船队来到时，人们不会四处躲避，而是纷纷出来热烈欢迎这些远方而来的客人。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征服。

圆满完成外交使命之外，郑和还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航线，他发现经过印度古里（今科泽科德）和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可以避开风暴区，直接到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东非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前六次航程中，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并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拜访了许多国家，包括今天的索马里、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到达过的最远的地方。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上面我们只介绍了郑和六下西洋的经过，却漏掉了第七次，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因为第七次远航对于郑和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就在这次远航中，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的最大梦想。

之前的六次航程对于郑和来说，固然是难忘的，可是他始终未能完成自己一生的夙愿——朝圣。这也成为了在他心头萦绕不去的牵挂，但他相信，只要继续下西洋的航程，总是会有机会的。

可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沉重地打击了他，永乐二十二年（1424），最支持他的航海活动的朱棣去世了，大家忙着争权夺位，谁也没心思去理睬这个已经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老人和他那似乎不切实际的航海壮举。

郑和被冷落了，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理会，无任何用处的人，等待他的可能只有退休养老这条路了。

幼年的梦想终归还是没能实现啊，永乐皇帝已经去世了，远航也就此结束了吧！

（六）最后的归宿

上天终究没有再次打击这位历经坎坷的老者，他给了郑和实现梦想的机会。

宣德五年（1430），宣德帝朱瞻基突然让人去寻找郑和，并亲自召见了他，告诉他：立刻组织远航，再下西洋！

此时距离上次航行已经过去了七年之久，很多准备工作都要重新做起，工作十分艰巨，但郑和仍然十分兴奋，他认为，新皇帝会继续永乐大帝的遗志，不断继续下西洋的航程。

事实证明，郑和实在是过于天真了，对于朱瞻基而言，这次远航有着另外的目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并非一系列航海活动的开始，恰恰相反，是结束。

朱瞻基为什么要重新启动航海计划呢，我引用他诏书上的一段，大家看了就清楚了，摘抄如下：

“朕祗嗣太祖高皇帝（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太宗文皇帝（朱棣、爷爷）、仁宗昭皇帝（朱高炽、爹）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敕天 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外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看明白了吧，这位新科皇帝收拾掉自己的叔叔（这个后面会详细讲）后，经过几年时间，稳固了皇位，终于也动起了君临万邦的念头，但问题在于，“万邦”比较远，还 不通公路，你要让人家来朝贡，先得告诉人家才行。想来想去，只能再次起用郑和，目的也很明确：告诉所有的人，皇帝轮流坐，终于到我朱瞻基了！

不管朱瞻基的目的何在，此时的郑和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人的冷落中走了出来，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

作为皇帝的臣子，郑和的第一任务就是完成国家交给他的重任，而他那强烈的愿望只能埋藏在心底，从几岁的顽童到年近花甲的老者，他一直在等待着，现在是时候了。

宣德六年（1430）十二月，郑和又一次出航了，他看着跟随自己二十余年的属下和老船工，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出航的盛况，不禁感慨万千。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

他回望了不断远去而模糊的大陆海岸线一眼，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喜悦，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了，前往异国的彼岸，和从前六次一样。

但郑和想不到的是，这次回望将是他投向祖国的最后一瞥，他永远也无法回来了。

郑和的船队越过马六甲海峡，将消息传递给各个国家，然后穿越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郑和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地方——麦加。
伊斯兰教派有三大圣地，分别是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其中麦加是第一圣地，伟大的穆罕默德就在这里创建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到此地朝圣。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出身，也不管你坐船、坐车、还是走路，只要你是穆斯林，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来到这里，向圣石和真主安拉吐露你的心声。

郑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航海家，虽然他是一个开创历史的人，但在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

他终于来到了这片梦想中的地方，他终于触摸到了那神圣的圣石，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是一次长达五十余年的朝圣之旅，五十年前，梦想开始，五十年后，梦想实现。这正是郑和那传奇一生的轨迹。

从幸福的幼年到苦难的童年，再到风云变幻的成年，如今他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经历残酷的战场厮杀，尔虞我诈的权谋诡计，还有那浩瀚大海上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无数次的考验和折磨终于都挺过来了。

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已别无所求。

朝圣之后，船队开始归航，使命已经完成，梦想也已实现，是时候回家了。

但郑和却再也回不去了。

长期的航海生活几乎燃尽了郑和所有的精力，在归航途中，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当船只到达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终点古里时，郑和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他幼年的不幸遭遇，他没有能够成家，留下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为后人怀念的人。

他历经坎坷，九死一生，终于实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的和平交流，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的真实面貌。

虽然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也没有能够享受到夫妻之情和天伦之乐。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一段中国人的海上传奇。

而创造这段传奇的郑和，是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古里成为了郑和最后到达的地方，似乎是一种天意，二十多年前，他第一次抵达这里，意气风发之余，立下了“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豪言壮语。二十年后，他心满意足的在这里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郑和，再看一眼神秘而深邃的大海吧，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归宿，你永远属于那里。

古里的人们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大明的船队，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六十多年后，一支由四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又来到了古里，这支船队的率领者叫达·伽马。

这些葡萄牙人上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所谓的财宝，当他们得知这里盛产香料、丝绸时，欣喜若狂，这下真的要发财了。

找到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地方后，达·伽马十分得意，便在科泽科德竖立了一根标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根标柱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

在别人的土地上树立自己的主权，这是什么逻辑？其实也不用奇怪，这位达·伽马在他的这次航行的所到之地都竖了类似的标柱，用这种乱搭乱建的方式去树立他所谓的主权，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的逻辑。

然而这位挂着冒险家头衔的殖民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在六十年多前，有一个叫郑和的人率领着大明国的庞大舰队来到过这里，并树立了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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