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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痛越坚韧,越梦越清醒——《廉洁拐点》书评

2017-04-23 . 阅读: 645 views

撰稿人:伊卡洛斯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卡尔·马克思

【定义廉洁】

“盖暧昧不明与一成不变之局,原为一事而不可分”。要明确廉洁的含义,就得看清腐败是什么。而腐败的,并不是只有贪官。尽管各时代各地区对腐败的定义都有着差别,但是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在公共领域过度追逐私人利益”,以及“行使公共权力时将少数人的私利放在公共利益之上”。从中能够解读出,腐败的特征不只是贪婪,还有懒惰。而如果结合现实体验深入思考的话,就会深信:二者是共生关系。

实际上,腐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公共财产的流失。与经济性腐败相比,政治性腐败性质更恶劣,后果更致命。一个“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的官场,能够污染一切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制度,消解整个官员对国家的信心。让公职人员忙于打造完美形象,让领导高兴;对治国理政却推拖糊弄,相互隐讳,莫敢上闻。他们表面上“政治正确、执行坚决”,暗地里挖沟渠,让领导政策按照他们的意图流动……因此,腐败是社会的“问题域”,也是发展“负资产”,从破坏竞争到荼毒文化,从戕害公平到拉低道德,并且蛀蚀了民众信心、民间信仰和社会信任的根基。“政治违章建筑”就像“城市牛皮癣”一样,不但严重影响执政观感,而且弱化了党员群众的归属感好获得感。

然而,反腐是一场现代化的专业性工作,面对政治生态的治理,我们不能报以“泛道德化”的非理性态度,而是必须以科学地、历史地、现实地方法来有策略地进行。正如一个生病的人需要先“猛药去苛治顽疾”、而制定契合自身的“康复计划”,最后再治疗“亚健康”。从腐败走向廉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是任重道远、攻坚持久、循序渐进,步履铿锵的。

廉政牵引着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公平交易、司法改革、生态革命,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应,既要纠正“劣币驱逐良币”的官场逆淘汰现象 ,也要净化“很多人不是反对腐败,而是反对自己没有腐败机会”的社会不良风气。社会政策落点和综合发展效果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因此,反腐需要上下齐力: 一方面,治理变革、整肃贪腐,对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革,进行有序政改;另一方面,告别民粹,运用网络等创新的手段激发群众观众,促进人民参政议政,实现有效民主。

【有序政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反腐是政治的微缩景观,廉政反腐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无所作为、反向作为,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蜕变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直接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因此,“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

整肃贪腐,目的是形成廉洁的政治与社会风气,需要一抓主体,促进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的公德(相善其群)和私德(独善其身)提升;二抓载体,改进官方形象和公务行为,勤政节俭;三抓媒体,促进媒体信息传播“再平衡”,“治奢”、少“烧钱”。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强化法纪观念。“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归,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而成文规则是组织经验教训的储藏所。 健全党内法规是要用纪律管全党,监察体制改革则是用法律管全体。法治不是抽象的,它包括契约精神、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可以通过官员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文风、话风,都可以看出他的法治性、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

此外,还需要坚决抵制反对同各种错误思潮,比如所谓的“反腐伤经济”的谬论。实际上,治病讲究“三分治,七分养”,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绝不可能把经济增长寄托在奢侈品消费、公款消费和行贿支出的“拉动”上,把官员勤廉有为寄托在“腐败获益”和“非正常收益”上。“官民公奢”犹如饮鸩止渴,不但会令贪腐成本冲销发展效益,更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政府简放政权的拦路虎。

既要效率,又要纪律;既要干事,又要干净,这是为官做事的“本钱”。官场作风问题和风气问题,不但会导向腐败,还必然导致精神垮塌。 作风是变量,是党建的永恒主题,不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必要时还须下猛药,以“清存量,阻增量,控变量”,案例细节原汁原味,违纪人员点名道姓;强化了违纪人员的耻感、痛感和孤立感。

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来说,必须适应“监督无处不在,问责无时不有,举证无人不可”的网络化生存环境,必须在办公室内外、八小时内外全天候保持地人民监督和党纪国法的敬畏感,必须适应“既管本人又管家人”、“既管才德又管财产”的全方位监督压力。

【有效民主】

如上所述,廉洁事关人民的方方面面,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息息相连,而在这其中,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与廉洁的关系最紧密。

在社会公平方面,“富人太富,穷人太穷”的社会不可能清廉。因为人们会不择手段地“向钱看,向上爬”。所以贫富越悬殊,腐败越难治。只有把教育、医疗、住房的民生难点用公共财政、公共经济、公共服务来“兜底”,才能确保“中国梦”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少数人的成功”和“垄断者的繁荣”,如同给腐败高发期戴上的镀金饰品;“多数人的幸福”与“改革者的成功”,才是向着共享、普惠的社会目标一步一步奋进。

因此,必须把维护民众的“钱包权”作为施政重点,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资源在市场中配置,资金在网络上监管” 。一是管好国家财政即“公家钱包”,重视知情权、监督权和信息公开;二是理好社会财富即“私家钱包”,强调民生权、财产权和分配正义。两个“钱包”消长用度,体现了公共政策偏好和社会分配导向。

在政治民主方面,腐败是不民主的内卫,更是不公开的嫡亲。因而,国家稳定离不开民主。但是,民主不在于如何标榜,而在如何实现。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实现民主的关键,是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即在一个不相熟悉的共同体下,能够承认对方人格、追求互相平等、诉诸理性交流、少数服从多数、支持他人权利。这需要我们远离“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尊自大;不做皇帝,就做顺民”的极端情绪,远离“道德洁癖、利益近视、文化散光、散漫被动”的社会戾气。

此外,信任不能替代监督,民众实施问责,担起人民主体地位的责任,除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提升。还离不开对当下时代资源的有效利用,一个社会资源,即支持和举办体现共同价值观的社会活动,训练自己在团队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离的合作”的能力 ,从而培养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生活和法治精神,继而最终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另一个是技术资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这样几乎是零成本、无时差的集体凝视、集体苛评与集体合围观中,让公权主体不诚不信、不廉不洁的成本呈几何级增长。

当然,同在屋檐下共事难免磕磕绊绊,陌生人间的交流融通总会纠纷不断;互联网也未必是“互信网”,大数据更未必是“真数据”。外界资源运用中产生的问题值得警惕,以避免产生与初衷相违背的严重后果。但是,相比之下,必须时刻牢记的是:国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国国民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存在,只可能是实践出来的,绝不可能是思辩而成的。

【新路在望】

万事从来贵有恒,无须扬鞭自奋蹄。拐点不是“车已到站”,而是“新路在望”,在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的廉洁拐点下,“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推动问责制度落地生根”。

而若要问责制度扎根和繁茂,实现政治生态的稳定性、开放度、透明度和成熟度,须从“注意传统文化“与”顺应时代潮流”两个角度出发。对过去我们看得越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多。中国传统对清官的七大特征(正气、勤政、谏诤、执法、爱才、律己和家教),对当今的我们依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启示意义 。而对当下我们看得越透彻,未来发展的确定性就越高。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已不再是独善其身,而是双向开放。即“党内-党外”监督互动机制(党内治理开放化),健全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党外监督体系;与“国内-国外”协同联动机制(国内治理开放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激浊扬清、扶正祛邪。持守担当,自我革命;越痛越坚韧,越梦越清醒。

腐败就是穿过时光峡谷时最凶险的滩涂与巨浪。《廉洁拐点》提供了一份来自美国历史的成功经验:老罗斯福总统从制度上解决了美国当时严重的腐败文体,将国家带入了正轨,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因为他实现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趋同性治理共识、联邦和各州的协同性行动共识、资本家和政治家的政治共识,在反腐与廉洁建设中凝聚了社会上下的共识。

在瑞典,廉洁拐点意味着高福利、发达经济的社会模式,它号称“不让一个人掉队 ”,用廉洁治理来造福人民。新加坡的廉洁拐点则与严刑峻法有关,“以廉立党,以法治国”,从领导人以身作则到法律与各项制度设置,都严格遵循廉洁原则,这正是新加坡变成现代化国家的秘诀之一。当然,《廉洁拐点》提供给读者的不只是上述成功案例,苏联的失败教训也让人意识到,在国家转折期对腐败问题的不作为,对大国发展之路的伤害是致命的。

在梳理了作为大国标配的廉洁拐点案例后,作者思考的重心当然还在中国当下。新常态的时期需要新的治理模式,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廉政建设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廉洁拐点》提出这其中有一套科学的顶层治理,这是“从生产力革命向新治理革命”的转变。

这其中有一套很有针对性的“组合拳”。从“老虎苍蝇一起打”到官场反腐风暴,从八项规定出台到反腐的制度建设,从修复政治生态到干净的政商关系的恢复,再从精准反腐到海外“猎狐行动”,种种迹象都意味着国家在经历一场政治生态的重大转变,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与此同时,这样的时期也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社会矛盾多发期,能够妥善解决后这些问题,正是中国转向现代化治理的关键点。



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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