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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群体的庸常——读穆勒《论自由》

按:这篇文章应该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吧!因为大家无法对“自由”下一个标准的定义,这也是自由赋予的使命吧。文章比较长,分成三页:

一、专制的逻辑:以己身为天下式

二、群己权界:不可触碰的潘多拉盒子

三、自由的召唤:摆脱群体的庸常

四、魔鬼辩护:自由否定自由

文/旅者

人能群,结合成社会的人类,统治了地球这个世界。或许,社会性确实是人的第一属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政治动物,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人才如鱼得水。然而,高度社会性导致的一种后果是,个人淹没在群体之中,被剥除了最为珍贵的自由,失去个性,屈服于群体的庸常。穆勒无意于否定人类社会,只是,目前所见的历史表明,群体的庸常及其恶果已经成为人类进步的障碍,因而,有必要重申自由的地位和价值,以使人类摆脱群体庸常的限制。

一、专制的逻辑:以己身为天下式

人类由自然状态结合为群体社会,最大的动力是更好地生存。生存的真相,大概是利益的争夺,只要人性自私和资源有限这两个条件不变,冲突便无处不在。当人类一步步迈向文明,赤裸裸的利益冲突演变为相对内敛的权力争夺,能够支配乃至奴役别人,无疑是自身利益的最大保证。人们忘了,人是生来自由的,权力乃是对自由最彻底的践踏,无论是对于奴仆的自由,还是主宰者的自由。于是穆勒说:“人类之重视权力,盖远远过于珍爱自由。”

幸而,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局面逐渐改观,往昔的君权、神权被祛魅,自由、民主、人权构成新的价值体系。显而易见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不见了,专制似乎已经远离人类。可是,取代专制的未必是真正的自由,恰恰相反,极其可能是隐性、软化然而更为彻底的群体专制。

“人们关于人类行为规范的意见,实际的指导原则乃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这样一种感情,即他和他的同道者希望人们怎么做,人人就该怎么做。”以一己的偏好等同于唯一正当的喜好,或者以一部分人的偏好等同于所有人必须遵守的准则,这大概就是专制的逻辑。此种专制逻辑的起点即是引文中所说的“这样一种感情”,乃至一种天性,“人类在自己真正关切的事情上不能容忍异见实是天性使然”。在类上,拥有智慧的人早就形成了以人类为万物尺度的传统,每一个个体的人也不妨将整个类的优势思维迁移到个体之间,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其他所有人的尺度。只不过单个人的力量有限,要想自身独个的意见成为其他人理应凛然遵守的真理,只怕力有未逮;于是,人们会自发地寻找同道者。一旦有了同道者,而同道者的数目又越来越多,人们不禁愈加肯定自己拥有的是唯一真理。不妨说,个人与个人相勾结组成群体,群体又利用与每一个个人相勾结而形成的力量,将偏见自封为自信其然的真理,这便是专制的逻辑。群体挟“众人意见”为由,否定一切不同意见,强制不同意见者遵从“众人意见”,这便是专制。事实上,由专制形成的逻辑可知,所谓的“众人意见”乃至“真理”,只是一部分个人的一己之利罢了,不管这个“一部分”有多大。

我把这种专制思维表述为“强以己身为天下式”。除非是以暴力强制推行,否则在讲求理性的现代,专制思维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否定专制思维可以从一个简单明了的三段论开始:大前提,天下没有绝对无误的人;小前提,一些人认为自己绝对无误;结论,这些人所认为的自身绝对无误是有误的。既然如此,只要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即便身为圣人,也没有理由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那么,平凡世界里的人,即便一百个里面有九十九个意见一致,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的一致意见是真理,从而强加给剩下的那一个人呢?

可是,现实世界里,以众暴寡远远没有被否定,反而处处存在,乃至人们习以为常。在群体中,众人的意见以习俗的形式,利用公共舆论推行自己的“一孔之见”。不容任何人突破习俗,否则便似乎是离经叛道,登时招致口诛笔伐,声势喧天,让一切有着独特想法的人望而生畏,乃至噤若寒蝉,万马齐喑。在极力提倡宽容的时代,这大概是仅有的不宽容了。“我们仅有的这种社会不宽容,并没有杀死一个人,也没有根除各种意见,只不过会促使人掩饰自己的意见,或者令其不敢努力去积极传布而已。”表面看来,这似乎免除了意见的混杂不清,防止思维混乱,正好能够维持一个平静有序的公共秩序。可实际上,意见的统一正是创造力的泯灭,思维趋同更是走向僵化的征兆,“我们为此智识世界的太平景象付出的代价,却是人类心灵中道德勇气的全部牺牲”。我们就只能像柏拉图笔下那个洞穴里不曾出去过的囚徒一样,安于一个虚假的世界,得不到指引,远离光明和希望。

不独如此,专制思维还潜伏着一种极端主义倾向。专制逻辑笃定只有自己的这种意见是真理,其他所有意见,哪怕数量千千万万,只要与自己有异,都只能是谬误。那么,事情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极端。这无异于认为,真理只有一小块,只要离开这一小块地方,人类就只能接受自己的谬误。倘若放到宗教领域,这就是极具代表的“离佛一尺即是魔”思维:只有我的佛是佛,其他人的佛一概是魔,乃至只有我是佛,与我不同者都是魔;与此类似,同为极端主义代表的原教旨主义给西方社会造成的危害,令人思之战栗。

即便是在政治领域,普遍采用的民主制也存在专制的弊病,即是人们熟知的“多数暴政”。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总是将自由与民主并称,两者往往以双生子的面貌出现。但是,似乎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品性。民主里面包含的这个“主”字,即标识着明显的主从思维;既有主从之分,自由如何立足?既是自由又何来主从之分?考诸历史经验便可以发现,民主的最大危险,便是借多数之名,僭越小部分人的自由,从而形成一种无可辩驳的专制,是为“多数暴政”。而危险虽然不比多数人的暴政,但更为寻常可见因而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民主都只能走向平庸。因为,“一切睿智或高贵的事物,其创始都出自且必定出自少数个人;而且一般说来最先总是出自某一个人”,掌握了大众意见的群体自然不会听从这少数个人的教导,反而因循守旧,自以为是,永远在庸常的逼仄空间里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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