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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癖”之江湖

文/荠麦青青

清初文学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直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而他自己便是此主张的最大践行者,张岱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坦陈: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可谓包罗万象!且无不显示出富家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的纵欲玩世作风。但除了这些物质和娱乐嗜癖,张岱一生笔耕不辍,老而不衰,正是这样的雅好才让一本该浮浪无所成的纨绔子弟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他坚实峭拔的身影。

中国人素来对许多事情都喜欢进行精细的划分,以示是非的分明和区别境界的高下。比如这个“癖”,我们似乎也可以排排队,归归类。癖”,词典中的解释为“对事物的偏爱成为习惯。”所以,能成为“癖”的事物和习惯大多不是一种简单和一般的喜欢与爱好,它应该是一种深深的热爱与执迷,可有可无,若即若离,朝喜夕迁是绝无资格称作“癖”的,它是年深日久的痴迷,是超越旁物的独钟,是倾心以赴的投注。“癖”与“迷”相比,后者可以是短暂的幻觉,前者却是一以贯之的沉醉,所以“癖”较“迷”更精进,更持久,更富力道,更臻至境。但“癖”也是一个小江湖,其中,我们既可以常见义士的萍踪侠影,也时睹恶人的丑陋嘴脸。前者,我们冠以“雅癖”之号,后者,我们称为“恶趣”。

中国古代诗人,嗜酒者蔚为大观,除了名声贯耳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也是一位酒名赫赫的“瘾君子”。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好酒,但由于家境清寒,不能经常如愿。而白居易自产佳酿,每次饮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仆侍奉。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本人。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池塘、竹林、台榭、舟桥等胜景。他极嗜喝酒、吟诗、弹琴,常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难怪这样的雅兴,即便在垂垂老矣的暮年,在天阴欲雪的黄昏,仍可以隔空对好朋友发出真挚的邀请:“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与现代人的觥筹交错,猜拳行令相比,此“癖”不可谓不雅,此情此景亦为那个苦寒的冬日抹上了一层明丽的色彩,清新隽永,况味无穷。

“酒酣胸胆尚开张”,自然引来大批圣徒顶礼膜拜,但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的“书”,爱其者、嗜其者更如恒河沙数。

曾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明代文学家王世贞,一生爱书成癖。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王世贞时“得一奇书失一庄,团焦犹恋旧青箱”,说的就是这桩奇事。当时王世贞遇到书商出售宋刻《两汉书》,欣喜异常,不过得书心切却因手头拮据,遂与书商议定以自己的一座山庄换取这部秘刻。书商自然大喜过望,可怜王世贞失去祖传的家业,才拥有了这部宝籍。以身外之物换心头所好,即便倾其所有,亦在所不惜。就像当年那个为了美人而舍弃江山的温莎公爵,值与不值,皆在己心。

但正如人之性情殊有不同,人的执迷亦大异其趣。“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便是一个著名的恶趣味,这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根源所在。历史上有名的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争议颇大,有人斥其玲珑奸猾。其实道理很简单,裴钜仕于隋时,隋炀帝爱听谄媚之语,好大喜功,且残暴成性,裴钜便枉佞成奸臣;当唐太宗君临天下时,闻过则喜,广开言路,裴钜又摇身一变,成为犯颜直谏的诤臣。不要苛责你的臣民见风使舵,骨媚膝软,你要看看为君者,“癖“之所向,那便是民风所指,民心所向。

“癖”之品相,有雅之高风,也有恶之昭彰,亦可不趋两极,作为凡俗生活的乐趣与点缀,或为“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诗意流连,或为“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的潇洒放旷。但凡事有度,过犹不及,甚者给自己、他人直至社会都带来困扰或者危害,比如酗酒滋事、嗜赌如命,网络成瘾,利令智昏,不一而足。

最近一大批“毒星”前赴后继地锒铛入狱,这里面有为猎奇而染毒的新晋之星,也有为寻找创作灵感的编剧才子,更有为填补空虚而一再“以毒试法”的老江湖,但无论哪种情由,癖成了毒害身心之物,且作为公众人物,带坏社会风气,终归需要力戒之,以正视听。所以,若玩物能怡情,而不丧志,且不妨耽之以成趣。

曹孟德当年横槊赋诗,慷慨悲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苦短,如奉行及时行乐之要旨,亦未不可,但乐享生活,需理性狂欢,因为留着那副筋骨,还要继续过活。

读书的癖好

左岸记:癖好(pǐ hào),积久成习的爱好,癖而不嗜谓之好。如,周国平先生之《读书的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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