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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故事

文/旅者

甘肃酒泉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曾经有一个劳教农场,叫作夹边沟劳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到1960年年底,约三千名右派分子被强制遣送到这里劳动教养。

开荒、垦地、修水渠,大部分人都在进行高强度的劳动,每天的劳动时间在12到16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日,只有偶尔大风雪天或国庆等重大节日才得以休息。而每天的粮食供应量由开始的一斤,逐渐减少到八两,再后来锐减为半斤。一斤粮食是多少?现今市面上最常见的矿泉水,一瓶的重量是一斤。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只供给这么一点粮食,饥饿从一开始就攫住了这里几乎每一个劳教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饥饿对人们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他们搜寻周边一切能吃的东西,树叶、草根、草籽,来填补空虚的肚子。可是情况没有好转,饥饿过度的人们身体渐渐浮肿(手指按在皮肤上,陷下去的坑洞长久不能复原),夹边沟开始死人。或者是饥不择食被毒物毒死,或者被难以消化的草籽胀死,或者偶尔得到食物一次吃得过多被撑死。最常见的死亡,还是饿死,死在躺倒床上很多天之后,死在某一个无人知晓的深夜。死了的人,起初还有棺木可用,后来则用草席或者被褥一卷,直接埋在沙土里。

直到1960年年底,中央才开始抢救夹边沟,幸存下来的右派分子陆续被遣返原籍,夹边沟的死亡这才停止。幸存者只有几百人。

夹边沟的劳教犯,大多是因言获罪,打成右派。什么罪?概括表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时,毛泽东鼓励全国上下“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所谓言者无罪,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果真如此,便纷纷仗义执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可谁料后来气氛有变,所谓鼓励大鸣大放,只是“引蛇出洞”而已,说真话提意见的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但是被划成右派的具体理由,却让人莫名其妙,难以信服。如,有人指出所在地党委书记虚报粮食产量导致农民自留粮食不足,被说成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一位工程师为了县城长远发展将铁路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被认定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一位教师发表文章指责校长抛弃前妻与一位女学生新婚燕尔,被认为是攻击党的基层领导从而也就是攻击党。但凡具备基本的理性,甚至只要保有基本常识的人,都无法从上述言论中得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然而正是这样一些言论,使表达者获罪,打成右派,遣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秦桧谋害岳飞,罪名是“莫须有”。莫须有就是或许有,不是一定有。右派分子被划为右派,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却是一定有。如何一定有?别人揭发你有,你就一定有;组织认定你有,你就一定有;就算你雄辩滔滔证明自己其实无罪,也一样一定有罪,你的辩解,反而成了“态度恶劣”。

提到岳飞,不难发现右派分子的遭遇与岳飞的遭遇有着某种同构。秦桧诬陷岳飞谋反,如果不是宋高宗支持,秦桧能得逞吗?许多研究者认为真正想谋害岳飞的人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秦桧那么做是出于高宗的授意。右派分子何曾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那些荒唐的理由如何得以成立?打右派的人又凭什么将别人宣判为右派分子强制劳教?

那个时代对人做了两件事:一是放出人心中的恶狼,一是践踏人的生命和尊严。

曾经我对“整人”这个词的理解停留在周星驰的“整蛊”电影中,用现下网络流行词来解释就是“恶搞别人”,我们这一代人所熟悉的“整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自古以来所有的害人行为,都是整人,尤其以历朝历代不同权力集团排除异己的运动为烈。当代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其实也都是整人运动。反右运动整人整的就是右派分子。“整”这个字从束从攴从正,束是约束,攴是敲打,约束敲打使归于正。有一个当权者所宣布的正确在那儿,如果有人与此不符,或者当权者认为有人与此不符,就要约束、敲打,强制使人与这个正确相一致。这就是整人运动的基本逻辑。

怎么整?凭借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抓住任何人足以用来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高度的言论,编织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批斗,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当任何人都可能轻易成为被整对象时,自我保护的一个有效手段是主动揭发,主动整人。主动揭发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主动整人可以表示积极向“正确”靠拢,于是很多人起来整人。整人者不会不知道被整者即将面临的命运,他们的行为可以说是赤裸裸的以邻为壑,伤害他人以保存自己。本来温文尔雅的人为何忽然害人?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的那一只恶狼被放了出来。

心中的恶狼被放出来后,揭发整人相较之下已经显得“文明”了,因为还有更为直接的肉体折磨。高尔泰《寻找家园》里有一段话描述绑人的惨象:

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那些争着执行捆绑任务的劳教人员,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大都是文职人员,何况都已经饿得半死,怎么就那么懂行,那么熟练,那么动作敏捷力气大?绳子竟然勒得陷进他的肉里,立即就渗出了鲜红的血。血冉冉地浸透了绳子,也浸透了绳子周边的衣服。以致后来解去绳子剥下衣服,肿胀青紫的两臂和手背都冉冉变成了灰白色。他像小孩一样,不停地哭,幸亏农场的医生(也是劳教人员)够水平,没让肌肉坏死,几个星期以后,他终于开始康复。

这里描述的绑人情景,就发生在夹边沟。为什么劳教人员如此卖力地执行任务?因为他们要表现自己,争取早日摘掉右派的帽子。大家都是被错划的右派,都明白彼此的冤屈,为何为难难友?何况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却将暴虐的天性倾泻在同类身上。

绑人的指令来自劳教干部,一群负责管理劳教人员的干部。干部们大多对犯人督责甚严,很少顾惜他们的身体。据一些夹边沟幸存者回忆,他们之所以长期又累又饿以致饿死很多人,这些干部负有直接责任。不知道是什么赋予了管人者对被管者无情对待甚至生杀予夺的大权,也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仿佛被管的人根本没有基本的人权,而这些管人者也从来对所谓人道不屑一顾。电影《死亡实验》描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一群暂时扮演狱警的普通人,渐渐发现自己真正拥有“管教”同为普通人暂时扮演的犯人的权力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虐待犯人。这部电影直指人性在权力面前的异化:当人发现自己对其他人拥有绝对权力的时候,此前习以为常的平等尊重变得极为脆弱,取而代之的是作威作福,甚至只要稍不顺眼便立即施暴。这部电影所揭示的人性之恶,在中国的那个时代相当普遍。

人,忽然变得凶暴起来。小说《陆犯焉识》的主人公陆焉识,本来是个极温文的文人,也会在管教干部令人烦恶的动作里清晰捕捉到自己心头的凶暴闪念。夹边沟没有发生暴动,不知道是这些右派分子的悲哀还是福气。凶暴念头没有转化为暴力行动,但是害人的浪潮没有平息。最常见的是揭发,揭发别人干活偷懒,借口大便蹲着休息,揭发别人言语中反党的蛛丝马迹,揭发别人粮食来源不明。有人吃的分明是野外捡来的死兔子肉,却被揭发诬陷为吃人肉,根本无从分辨,立即遭到残酷的绑缚折磨。夹边沟劳教农场存在了三年多,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极少有人通过积极揭发别人表现自己而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揭发的风气却不曾稍有改变。

不起心害人已经是难得的品质。但是依旧需要活下去。怎么办?粮食供应量过少,一些人只好选择偷。有一位夹边沟的幸存者,别人问他夹边沟死了那么多人,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他答,我是贼骨头,到处偷东西吃。偷仓库里的粮食,偷食堂里的馍馍面饼,偷地里的小麦,甚至偷劳教干部房间里的大饼。他终于没有被饿死,他活了下来。对他来说,夹边沟这个人间地狱里,只有一个主题:生。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所谓道德,也许只能评判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了满足的人。在那样的惨酷年代,生的意志或许更加令人敬佩。我们的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但是,人活着如果只是为了活着,那么他为了活着的奋斗是暴露了人的卑微可怜,还是彰显了生的伟大?

有些人不肯偷,只能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充饥。一位夹边沟幸存者讲述了他和他的朋友的故事:一次农场派出八个犯人运粮食,他们九个人(加上开车的司机)偷偷煮了一麻袋一百六十斤洋芋,一次全部吃光了。回来后他上吐下泻,他的朋友——一位老工程师——照料他,用脸盆接下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他的身体渐渐恢复。第二天下午,他无意中看到他的这位工程师朋友一个人趴在房顶上。出于好奇他爬上去一看,这位儒雅的工程师正在晾晒他昨天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从里面拣出指头大小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他惊呆了。几秒钟之后他几步上前踢飞了工程师那些东西。工程师的嗓子眼里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利啸声:啊——他之所以踢飞工程师的“食物”,是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人能吃的东西,那样的污秽物只有猪狗才会吃。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故事。生与尊严,孰轻孰重?夹边沟里的人们本来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吃那些污秽物算是对自己的侮辱吗?更重要的是,在生与尊严之间,旁人能替当事人做出取舍吗?

饿极了不免饥不择食,吃呕吐出来的污秽物,虽然令人揪心,却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夹边沟却有另一种人,选择了吃人肉。被饿死的人被抬出去草草掩埋,埋的很浅,很容易被挖出来。得病而非饿死的人,身体没有瘦成皮包骨头,便被人挖去屁股上、腿上的肉。饿死的人尸体上无肉可挖,便被掏去内脏。吃了肉和内脏的人,一时间红光满面。夹边沟劳教从头到尾就是在“吃人”,现在死去的人尸体依然被吃,不管是哪种吃人者,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满脸血污。

坚守人格的人,往往首先被饿死。上面那位偷东西的右派,就是目睹了两位高尚者的死亡之后做出偷窃决定的。第一位死者是一名教师,在地里劳动时别人摘了一个黄瓜给他吃,他吓得一把推开,说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不久他饿死了。第二位死者是一位植物学教授,靠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寻找能吃的植物,多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也饿死了。

《寻找家园》里描写了一个人的死亡:

那家伙迂得很,已经不行了,还要天天擦脸梳头。蘸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么擦。分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儿歌,咿咿呀呀的,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着死的。

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一个体面的人,一个保持着尊严的人。哪怕魑魅搏人,哪怕他覆雨翻云,他始终是一个人。他会在乎吗,死后尸体被随意抛弃在荒野上。

饿极了,高尔泰无意中发现远处有一颗沙枣树,树上果实正熟。他决定偷偷去摘,于是傍晚收工时故意落在队伍最后,趁着无人注意躲了起来。天黑了,他终于摘到了沙枣,边吃边往回跑,他要赶上收工的队伍以免被发现擅自离开。可他忽然发现找不到来时的路了。他常常听说迷路者死在戈壁沙漠里的故事,迷路,很可能是走向死亡的开始。他慌了神,感到了恐怖。他是幸运的,找到了回去的路。追赶队伍的路上,他感到自己像一头孤狼,暂时掌握了自由。可是最后他写道:“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夹边沟,剥夺了人的自由。

不光要剥夺人的自由,还要剥夺人的生命。一位才华横溢而且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写了几篇针砭时弊的文章,被划为右派,遣送夹边沟。后来他死了,不知道被埋在哪里,因为他的尸体边没有留下姓名,而埋葬他的人也死了。于是他的妻子来寻找他时,不但见不到活的人,连死后的尸身都找不到。三十年后,他的妻子再次过去寻找,依旧杳无痕迹。他的妻子写下了一首悼词,“痛煞凄绝”,“长哭问苍天”,可是苍天也无法告诉她她那美好的、可爱的丈夫在哪里。这是一个美好青年之死:富有才华和健全精神的青年,就那样被划为右派,被强制劳教,被饿死,尸骨被草草掩埋连个墓碑甚至木牌都没有。若干年后,他化为一堆白骨。这就是人的命运吗?这就是天道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那么是什么将一位美好青年迅速虐待成一堆无法辨识的白骨?世上谁人不死!可死的这么荒诞,这么冷酷,却是对生命的莫大凌辱。

夹边沟饿死的人,几乎都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饥饿,仿佛把人拉回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存状态。原始社会里,人可以发挥作为一个动物的一切求生本能,去博取生存。可是眼前的人都已经是文明社会的人,既失去了原始时代可以狩猎采集的外部生存环境,又褪掉了野蛮的求生本能。于是许许多多的人在文明社会里遭遇了最原始的死亡方式——饿死。人们仿佛是看着死神之手伸向自己的衣领,慢慢攥紧,然后无可抗拒地将自己拉向地狱。而死后的尸身还无法得享安宁,还要被掘出浅浅的坟墓,被挖去可吃的部分。这样的死亡,大大讽刺了整个文明社会,更是大大讽刺了那样一个理想的美好的社会主义。

写这样一篇文章,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从小就断续听到祖辈提起那个年月的故事,大多是苦难。到底有多苦,小时候的我无法从他们说话时的神情或眼神里猜测出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无法从阅读与想象中真正体会到那样一种经历。

黑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亲历,也很少听人提及,很少能从书里读到那年月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该失去这段记忆,不该忘记并不太久之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的苦难?我们应当思考,应当记住。我们不必对错误根源抓住不放,但我们必须思考这段黑暗给每一个个体的人留下了怎样的告诫。

我以为,这世上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是善良。善良,不害人,关心别人。我是在一年年的成长中逐渐领会到的。几年前,我的思想启蒙之初,我对佛教抱着一种超然的轻视态度,入庙从来不拜。我以为我的精神世界足够自立,无须诉诸宗教,因而竟然生出了傲慢。后来,慢慢地我改变了这个想法,我开始尊敬佛教。不为其他,就为佛教教人行善。佛家慈悲为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便与我没有特殊因缘的人,我也一样关爱,而别人受了苦,我就如同身受一样同情怜悯。

我记住了:善良。

按:文中没有注明出处的夹边沟事件,均来自《夹边沟记事》一书的记述。文中数据都只是一个大概,我没有找到载有准确数据的资料。

夹边沟往事

左岸记:我知道,关于那段历史,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但惟有事实才真正有说服力,这些被封存的往事不应该被忘记,记住苦难才能避免再次遭受伤害。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被人当牛马使用,不等于你就变成了牛马。但如果你安心接受,主动争取,你就忘记了自己是人。结果是经由自己的努力,加强了那个蔑视和驾驭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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