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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之名,重读达尔文

文/苗德岁

在世界经典著作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少有的(如果不是仅有的话)一部跨越科学和人文两大领域的巨著。不像有些科学元典到如今仅有少数专家们还在研读,《物种起源》则是一部常读常新的“大众”读物,出版150多年来,一直经久不断地被印行、翻译成各种语言、为大家阅读甚至于激烈辩论。单就中译本来说,就有很多版本仍在市面上发行,我所翻译的译林版(2013),不仅是回归为当今学界所推重的初始版本(第二版),而且使用的是半文半白的汉语,试图反映相应的维多利亚时代英语的特点,以及着力再现该书的文学性。这种在译界被称为功能对等的尝试,自然是见仁见智,还要诚请方家教正。

不少人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即多次试图阅读《物种起源》,却又多次中途放弃,甚至于看不了几页就欲 “读”还休。如果说是由于译本质量不高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母语是英语的人在读该书的英语原著时,也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物种起源》原本就不是一本好读的书,更不是一本消遣的书,它像瓦格纳的长达数小时的歌剧一样,需要你从头至尾的耐心和专注,这样一来,经过剧中的高潮迭起,及至达到剧末最高峰时,你突然领悟到:哇噻,这几个小时真的没有白坐哦!因此,我劝那些只想欣赏贝多芬的“赠爱丽丝”那样的钢琴小品的朋友,请放下你手中的《物种起源》——这本书需要你用初恋中的那种青涩、真诚、追求、执着与专情来读。

首先,达尔文写这本书不只是给专家们看的,他旨在说服所有的人。甚至于有研究者指出,达尔文非常希望他的父亲和舅舅兼岳父能喜欢这本书,因为毕竟是他们提供了他写作此书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尽管他们最后都没有等到《物种起源》的面世)。因此,他不能把该书写成学术专著,尽管他有这个能力(如他的藤壶专著)。其次,他深知不寻常的理论要有不寻常的证据,方能令人信服,因此,在书中他要列举无数方方面面的证据。那么,如何把千头万绪的证据以及他称之为“一部长篇的论争”的全书,用讲故事的手法、引人入胜地组织在一起,达尔文是煞费苦心的。不特此也,他凭借自己对弥尔顿和莎士比亚文笔的熟稔,在结构和修辞上都采用了文学手法。《物种起源》与狄更斯的《双城记》同年在伦敦出版,均为当年的畅销书!

从结构上讲,《物种起源》除了开头的《绪论》与结尾的《复述与结论》,由13章组成,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头四章,达尔文用来介绍他的理论,类似于开庭陈述;接下来五章,是化解他的理论可能会遭遇的诘难;在第三部分的四章中,他像律师出庭辩论那样一一出示支持他理论的证据。他就好像推理侦探波罗那样,运用严密的逻辑和各种修辞手段,来说服读者。因此,我们阅读《物种起源》时,不能当做学术专著来读,要当侦探推理小说来读,如果遇到什么悬念,要耐心读下去——“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下面我将援引书中的少许精彩片段,以展示达尔文的文学造诣。首先,请看书中对生物之间协同适应的描述:

“我们目睹这些美妙的协同适应,在啄木鸟和檞寄生中,最为清晰;仅仅略逊于如此清晰的,则见于附着在哺乳动物毛发或鸟类羽毛上的最低等的寄生虫、潜水类的甲壳虫的结构、随微风飘荡的带有冠毛的种子;简言之,我们看到这些美妙的适应无处不在,在生物界随处可见。”【译林版(下同)第50-51页】

达尔文在此处用了两个“美妙的”形容词来修饰生物“适应”性,他想让读者们在领悟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美妙和富饶的同时,也要理解这种美丽属于生物界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管其表面看起来是像鸟类羽毛那样美丽,抑或像寄生虫或甲壳虫那样“不起眼”。

还有全书最后一段的开头对生物多样性的“白描”:

“凝视纷繁的河岸,覆盖着形形色色茂盛的植物,灌木枝头鸟儿鸣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蠕虫爬过潮湿的土地……”(第389页)

他对生存斗争的描述,则采用了“反直觉” (counterintuitive)的手法:

“我们目睹自然界外表上的光明和愉悦,我们常常看到食物的极大丰富;我们却未注意到或是遗忘了那些在我们周围安闲啁啾的鸟儿,大多均以昆虫或种子为食的,因而它们在不断地毁灭着生命;我们抑或忘记了这些唱歌的鸟儿,或它们下的蛋,或它们的雏鸟,也多被鸷鸟和猛兽所毁灭;我们亦非总能想得到,尽管眼下食物很丰富,但并非每年的常年四季都是如此丰富的。”(第52页)

请看他用“拟人”的手法对自然选择的描述:

“也可用隐喻的言语来说,自然选择每日每刻都在满世界地审视着哪怕是最轻微的每一个变异,清除坏的,保存并积累好的;随时随地,一旦有机会,便默默地、不为察觉地工作着,改进着每一种生物跟有机的与无机的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不出这些处于进展中的缓慢变化,直到时间之手标示出悠久岁月的流逝。然而,我们对于久远的地质时代所知甚少,我们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现在的生物类型不同于先前的类型而已。”(第68页)

他对生命之树理论的描述中,所用的比喻和隐喻以及处理文字的声韵和节奏的老道,不输于任何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豪:

“同一纲中的所有生物的亲缘关系,有时已用一株大树来表示。我相信这一比拟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实情。绿色的、生芽的小枝可以代表现存的物种;往年生出的枝条可以代表那些长期以来先后灭绝了的物种。在每一生长期中,所有生长着的小枝,都试图向各个方向分枝,并试图压倒和消灭周围的细枝和枝条,正如物种以及物种群在生存大战中试图征服其他物种一样。主枝分为大枝,再逐次分为越来越小的枝条,而当此树幼小之时,主枝本身就曾是生芽的小枝;这种旧芽和新芽由分枝相连的情形,大可代表所有灭绝物种和现存物种的层层隶属的类群分类。当该树仅是一株矮树时,在众多繁茂的小枝中,只有那么两三个小枝得以长成现在的大枝并生存至今,支撑着其他的枝条;生存在遥远地质年代中的物种也是如此,它们之中极少能够留下现存的、变异了的后代。自该树开始生长以来,许多主枝和大枝都已枯萎、折落;这些失去的大小枝条,可以代表那些未留下现生后代而仅以化石为人所知的整个的目、科及属。诚如我们偶尔可见,树基部的分叉处生出的一根细小柔弱的枝条,由于某种有利的机缘,至今还在旺盛地生长着;同样,我们偶尔看到诸如鸭嘴兽或肺鱼之类的动物,通过亲缘关系,在某种轻微程度上连接起生物的两大分枝,并显然因为居于受到庇护的场所,而幸免于生死搏斗。由于枝芽通过生长再发新芽,这些新芽如若生机勃勃,就会抽出新枝并盖住周围很多孱弱的枝条。 所以,我相信这株巨大的‘生命之树’的代代相传亦复如此,它用残枝败干充填了地壳,并用不断分杈的、美丽的枝条装扮了大地。”(第104页)

而最为频繁引用的书末这句话,简直是神来之笔:

“生命及其蕴含之力能,最初由造物主注入到寥寥几个或单个类型之中;当这一行星按照固定的引力法则持续运行之时,无数最美丽与最奇异的类型,即是从如此简单的开端演化而来、并依然在演化之中;生命如是之观,何等壮丽恢弘!”(第389页)

记得著名达尔文学者乔治•莱文曾发过此番高论:如果让我们来评选19世纪最重要的英语文学作品的话,恐怕不会是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也不会是华兹华斯的诗歌,而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想,不管你同不同意莱文的这一观点,但美国作家亚当•高普尼克所描述他初读《物种起源》时的情景,却至少令我感同身受:

“我是在夏日的海滩上第一次读《物种起源》的。……那就像打了一针维多利亚幻觉剂,眼前的整个世界突然活跃起来,一切都开始移动,以至于沙滩上海鸥和矶鹞之间的相像,突然变得不可思议般地活泛起来,变成了一个躁动整体的一部分,鸟类的巨型蜥蜴远祖们,宛若幽灵一般萦绕在它们的上空。先前看似一成不变的孤寂的海洋和沙滩,募然复活,融入到无尽的变化和运动之中。这是一本让整个世界颤动的书。”(Adam Gopnik, 2009, “Angels and Ages”,  p.9)

我几年前看到这里时曾思忖:倘若我今生今世未把《物种起源》从头至尾至少读了一遍的话,那么真可说是枉在世上走一遭了。昨天,当我重读这段文字时,对译林出版社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感谢她给了我一次对《物种起源》做字斟句酌地深入研究的机会。

文章来自:果壳——以美之名,重读达尔文

达尔文

Gaby D'Alessandro,via behance.net

左岸记:对于《物种起源》,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多,但真正读过它的人很少,因此能领悟其深刻思想和广袤内涵的人也很少。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可能更甚。从严复先生开始的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俗性传播,一方面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对进化论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很多国人对进化论一知半解、不求甚解,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鲜有继承和发展。例如,人是由猴子变来的说法几乎连没怎么上过学的老百姓也可能知道,可是这种说法中的错误,即使中国当代最顶尖大学里的一些教授也并不知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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