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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弱点与科学毫无关系

文/魏得胜

1633年6月22日下午5点,对于罗马宗教当局,对于渴望真理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对立的尖峰时刻。如果在这一刻,圣·库斯教堂的大钟被敲响,则意味着伽利略向当局,同时也是向荒谬低了头。

教堂的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沉重。

在安德雷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了伽利略的身边,母亲给伽利略当女佣,他则成了伽利略的小学生。因朝夕相处,伽利略与安德雷亚情同父子。对于伽利略的悔罪,安德雷亚自然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感受。当伽利略置身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安德雷亚已成人,他对时局有着自己的判断。

5点即将来临,他情绪焦躁地捂住了耳朵。时间指向5点零3分,钟声没响。安德雷亚情绪激动,他伸开双臂紧紧拥住伽利略的助手费德尔佐尼,不住地高呼:“他顶住了!他顶住了!愚蠢被战胜了!这就是说,人不怕死!”

然而,安德雷亚话音未落,教堂的大钟便轰然鸣响,众人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安德雷亚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安德雷亚并没有察觉,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老师伽利略已神情沮丧地走近他,血气方刚的安德雷亚怒不可遏:“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

伽利略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伽利略没有充当英雄,而是选择了屈服。

伽利略的命是保住了,但他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此后的8年多时间中,伽利略作为宗教法庭的囚犯,被软禁在一所农舍里,直至死去。伽利略在被软禁期间,凭借微光写下他的另一部伟大著作———《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并耗时6个月抄下其副本,由安德雷亚偷偷带出意大利。这也正如一首诗里所说,“知识越过国境线”。

不过,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安德雷亚与伽利略的一段对话。

见到被软禁的老师伽利略,安德雷亚仿佛变了一个人,他说:“我们说您的双手有污点(指悔罪),您说,有污点比双手空空要好些。”伽利略说:“这话听起来很现实,很像我说的话。”

安德雷亚接着又说:“您还说过,‘考虑到种种障碍,两点之间最短的线可能是一条曲线。’您赢得了闲暇时间来写只有您才写得出来的科学著作。倘若您在火刑柱烈焰中终此一生,那人家就是胜利者了。”不料,伽利略却说:“他们是胜利者。没有什么科学著作是只有某一个人才写得出来的。”

这句话令安德雷亚十分费解:“那么,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受皮肉之苦。”

这样的话,不啻为一个晴天霹雳。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人类文化史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带头人,又有几人敢如此坦率地承认内心的猥琐呢?伽利略的坦诚,并没有损害他在学生心中的形象,因为他的这个学生,历经风雨,已经懂得了很多。

伽利略的不同就在于,当学生懂得什么更为重要的时候,当一切暂趋缓和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大师原有的位置上来,并开始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被容于科学家行列的。”

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都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尽管这是他的权利。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有成就,也不怕科学家性情文弱,就怕科学家没有说真话的勇气。

伽利略

左岸记:

1975年,有环保组织拍摄了,爱斯基摩人猎取海豹的“残酷镜头”。该组织警告:如果不禁猎,格陵兰海豹将在五年内灭绝。这个“心灵炸弹”式的新闻,引起全球关注。1983年,欧洲禁售幼海豹皮,整个海豹皮毛市场崩溃。海豹猎人们断了生计,十一年内152人自杀。孟加拉国是最穷困的国家之一。联合国曾指责当地企业雇用小童工。于是童工被解雇,只能流落街头。联合国最终让步。我们抢救一朵小花时,是否践踏了无辜的小草?我们一厢情愿的善举,又是否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

刘墉:与一位昆虫学家聊天。他说,台湾是蝴蝶王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蝴蝶大量出口,“单在黄蝶翠谷,一年就能抓五六千万只”。我惊呼:“这不是灭绝物种吗?”他却笑说:“错了!后来蝴蝶出口贸易没落了,当地的蝴蝶捕捉得少,数量反而减少”。原来,黄蝶翠谷在十天内,就能新生一两千万只蝴蝶。如果无人捕捉,数量太多,吃光了树芽造成“粮荒”,就会导致大规模死亡。蝴蝶越抓才越多,这与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有多大的不同。因为有时,答案和问题并不在同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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