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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及其它

“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钱穆

作者:物虚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三联书店二○○一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十二元。九万八千字的小册子。很快读完这本书,首先因为电脑坏了拿去修,得以远离比特空间二十余天。其次,“钱穆”二字无疑是吸引我迫不及待的理由。钱穆的书买得不算少了,只要坊间可觅,搜罗一空。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湖上闲思录》、《中国史学名著》、《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等书放在床头,临睡前总要翻翻,却总也翻不完。曾有人反对我说不宜将钱公的书置于床头,那是需要正襟危坐,明灯一盏,细细阅读的。我是其言,遂将以上各书纳于书架,床头代之以一本《三侠五义》。这书是清末说唱艺人石玉昆的作品,问世之后又经传统文人之手润删,允称善本。俞樾为之作序,称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闲中着色,精神百倍。”自此书盘踞床头,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等一班豪杰,便与我之睡魔展开殊死战,揎拳捋袖,各显神通,欲罢不能,我常常是观战到天色微明方罢,真是“精神百倍”,从此不得黑甜香矣!尤其读到白玉堂化名金懋叔三试颜查散处,不禁拍床头而起,赞曰:“好文,妙哉!”

因为《三侠五义》实在影响睡眠的缘故,只好将钱穆重又请回床头。每天睡前读一点,想一想,不出三十分钟已酣然入睡。翌日又是好精神,回想一下头夜所读,若有所获。至于《三侠五义》,只好留待出恭时读了,因其时其地有不能久持之理由,每次以一二回为限,点到即止,皆大欢喜。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分五讲,分别从政府组织、选举、经济、兵役四个方面论述汉、唐、宋、明诸朝代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书中对于清朝政治制度的论述,体例与前四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强调其“部族统治”的特点。说起满清政权,钱穆先生的著作中基本上是没什么好话的,断断续续读着钱先生的著作,发觉他的汉族正统意识很强,对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捍卫和辩诬。钱先生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读他的著作,尤其是演讲一类并非十分严谨的著作,时常会读到类似这样的文字,他在谈到一个观点时常常会说: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看我的某某著作,或是,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得到正确或详细的解答,直到我的著作出现才有了较好的解决,你们去看我的某某书……,诸如此类。当然,钱先生有充分的理由自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按全书顺序读的,第二遍则按所论内容来读,即先读论述政府组织的部分,再读论述选举制度的部分,依次读去,论述清朝的留下来最后读。这样读的好处是对从汉至明的政治制度可以有一个系统和清晰的印象,不象初读那样感觉凌乱,同一问题被分割成了零散的几大块,一个问题尚未完全明白,突然就被另一问题打断了。

钱先生书中谈到历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几次提及汉朝。汉朝的地方行政是为后代所称颂的,全境有郡约一百余,每郡辖县十到二十个,比之现在全国十余个行省,每省辖县数十甚至数百为大大合理。汉朝官级较少,县之上是郡,郡之上便是中央,行政区域即小,管理较为直接,相当于没有现今省一级行政级别。说明当时经济生活简单,各个行政区划内基本可以各自为政,互相依赖程度不大,没有一种大规模的区域内运作。这在现今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钱先生所言:“……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是?”所以两汉的地方行政虽为历代称颂,后代却无法依样画葫芦的照搬。

我之所以提出行政区划这一话题在此饶舌,是因为看了《南方周末》第九百八十二期所载一系列关于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文章有感而发。现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千年前何其不同,从世界而言是全球经济,从中国而言是全国经济,一部分学者在积极讨论“大上海”,计划将上海的行政区域扩大,甚至将苏州、无锡等地囊括在内,以打破行政上的种种壁垒,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发展。试想,如若现今中国一如两汉时期,全国十几行省分为百余郡,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百余个郡为各自的即得利益所推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将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推而及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要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绝不能生搬硬套。譬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关于废除死刑的话题,我很怀疑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在我所能看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是绝对反对废除死刑的。当然,应该加强死刑审判的监督复查力度。

扯远了,回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钱穆先生在政府组织部分特别阐述了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分立问题,竭力证明“皇帝专制”一说之误,不详谈了,总之在这一问题上小子我不怎么认同钱先生的观点,钱先生仿佛只是在阐述“应该如何”,而忽略了“实际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同时参看黄仁宇先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关于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节,当会有另一种观感。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第五讲专论清代,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言辞是相当激烈的,大约与那一代人革命排满的情绪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对所谓“部族政权”也有言及,他的结论是,满清部族并未构成阶级统治;满人统治汉人,还是汉人统治满人,“不亦甚难言乎!”

最近常读钱穆先生和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发觉此二位先生性情恰成对照。钱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可以怒发冲冠,投笔从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而著作中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吕先生呢,正是个温文尔雅、刚正不阿的书生,从不将主观好恶表现在文章中,永远是那么冷静而富于条理,如果他是一个古代的史官,一定是秉笔直书的董狐,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骨子里那种刚强和坚毅,非常人所及。

读其书思其人,青灯为伴,悠然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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