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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岂能不知道“理在哪里”

2012-09-07 . 阅读: 6,180 views

两篇自省的文章。

 

中国人为什么不讲理?

(文/风青杨

中国人最讲理向来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说“钱财如粪土”又说“仁义值千金”,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大丈夫宁死不屈”又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同样是“留青山”的做法,支持的人可以找到赞美的依据是“忍辱负重”,反对的人也可以找到唾骂的依据是“苟且偷生”,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真的太“灵活”了,怪不得曾仕强说“中国人怎么说怎么有理”。

中国人不讲道理,有时还因为无法讲理。比如,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权力部门可以随便为各种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随便找些五花八门的让人看起来很好笑的借口。什么戴套不算强奸,什么吐了就不算酒驾等等“逻辑”。如果你要说中国人不讲道理,可古代既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现代又有八荣八耻,怎么会不讲道理呢?

一,中国人的错误逻辑

对于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转了。举个例子,当小孩有一次被陌生人欺骗了,于是我们就认为凡是陌生人都是坏蛋,要小孩以后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五毛们,一看到有人赞扬美国,或者有人赞成移民到国外,就喊出了他们自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都有点数不过来。

中国式逻辑还有一种“辩证”式的逻辑,譬如说,专制社会固然是不好的,但是民主社会也不见得都好。既然都有优点都有缺点,那么就没有好坏之分了。这种思维在中国很普遍,但其实是不分轻重不分主次的搅混水。这种人的嘴上经常挂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因而什么都无所谓。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因而就可以不公平。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因而就可以不正义。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因而就不必要求平等。既然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明辨是非就成了伪命题等等。

但凡讲理就必须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不能因为利益而改变道理。譬如说,我们不能因为爱国,就认为凡是替国家说话的,就是爱国。否则,即使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因为可能对国家声誉造成消极影响,就成了道德的败类。那样的话,雨果先生当年愤怒谴责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行为,甚至痛骂自己的同胞是强盗,岂不成了民族的叛徒?

二,中国人擅骂

不讲逻辑让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最后演变成双方的“对骂”。所以年初的方韩之争,人们大多因为支持而支持,因为反对而反对。当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的时候,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一切似乎永远无真相无关。

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之丰富多彩、酣畅淋漓,骂人传统之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绝对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光荣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角。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袁崇焕,那个被凌迟处死、血肉被百姓分食的将军,这个爱国者的死,也曾经大快人心。

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

三,中国人心中只有权威,没有真理

中国人搞学问,首先问的不是真理,而是问的谁是权威,首先是政治权力的权威,其次是家庭之中亲情的权威,再其次是“文化”的权威。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民族。这种错误的逻辑曾把人类带入战争或苦难的深渊,特别是一个国家领袖不讲道的时候。比如,希特勒的讲话中,90%都是论断,但讲理的过程不到10%!十年文革中亦也是如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从来也没人告诉我,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为人么实行不了法治,《宪法》成了摆设?这个国家的最大毛病之一,就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心里是清楚而明白的,然而,一旦到了现实面前,每个人就不得不装糊涂了。比如在人大会的分组讨论上,代表们的言论都非常非常尖锐。但这只是私下里的。也就是说,大家在私下里每个人都是明白人,谁都知道中国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谁都是一肚子不满意。然而,一旦走出会议室,大家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老样子。所以只好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到制造假鸡蛋、假豆腐、毒奶粉等等这些东西上来了。

四,中国人缺少反省的智慧

比如,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一旦有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

特别是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与中国人相比,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象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

 

说理岂能不知道“理在哪里”

(文/徐 贲

公共说理的一个首要条件是人们普遍知道理在哪里。在宽容的说理环境中,人们往往是为达到某种或然性的真实共识而进行说理辩论。这决定了公共说理在一个民主生活中的基本性质和作用。 文学批评家布斯(Wayne C. Booth)说过:“民主必须依靠这样一种公民,他们能够为自己进行说理,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证明的,至少是有或然性的。”许多在公共说理中讨论的事情是不可能达到绝对确定性的。正如资深报人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所说:“议会必须做出对付未来情况的政策决定,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法庭必须断定过去的一件事情中实际发生了什么,而在这一点上,诚实的证人提供的情况常常有很显著的不同”,“人不需要讨论确定的事,需要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在这上面,他们判断的不过是或然性而已”。不对任何具有绝对确定性的东西(永远正确的主义、原则、政党、领导)抱有虚幻而不实际的期望,接受与人的社会生活共存的或然性,这样来看待公共说理能够达到的东西,不应该是令人沮丧的,反而应该令人鼓舞,因为它能增强人自己治理自己,自己造就共同的“好生活”的决心。

群体共同的“好生活”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正当和适当的欲望、正派的行为、应有的个人品格、人际间的待人接物之道、社会道德观、政治价值观,等等。在涉及这些价值的说理时,往往需要诉诸于某种共同认可的权威——如法律、传统、道德习惯,而在这些之上则还有更高的权威——神法、自然法、普世价值、人权等等。权威不等于权力,权威是人以自由的人格和理性去服从的,而权力则是通过害怕、恐惧和强制发生作用。说理需要权威而非权力,是因为真正的权威需要有“理”的根基。在日常生活的公共说理中,人们越是经常地引用或诉诸于公认的权威(如宪法、拥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有关解释宪法的判决先例),就越是有理可说。越是有理可说,有说理的地方,也就越是有说理的习惯。反之,就算是有说理的技能和知识,如果没有可说之理,或无处可去说理,也照样说不起理来。

在一个人们普遍说理的社会里,人们诉诸于宪法或具有立国价值意义的文献,如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由选民代表所订立的法律、法规。这些文献体现了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和人际交往的规范。宗教信徒们还会把《圣经》或《可兰经》这样的文本视为神圣的价值指引。这些价值指导,如《圣经》中的十诫,是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习俗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习俗也因此成为说理的价值来源和支持。说理要知道理的权威根据在哪里,理是存在于权威根据之中的,而权威则必须是公认的、持之以恒的、有章可循的权威。

无论是像宪法这样的法治权威,还是像《圣经》或《可兰经》这样的宗教权威,人们把它们认同为理的来源,都不是简单的服从,而必须成为一种信仰。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法只是为权力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人们所信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即便如此,法也常常不被遵守。法因此不可能具有信仰的价值作用。人们服从法律,主要是出于害怕法律的惩罚,并没有将它内化为一种共同规范。即便在需要时引用法律,也往往是功利性的,不过是出于临时抱佛脚的需要,期求满足的只是一个具体的要求。连最高的宪法也是如此。宪法形同虚设,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 “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他只是在需要宪法护身的时候,才把它拿在手里。不能进入人心,不能成为人们信仰的宪法,拿在手里又能有什么用呢?

同样,在中国也缺乏一种具有终结价值和普遍道德规范作用的宗教信仰。这给人们在说理时造成了“理在哪里”的困扰。在一个有崇拜无信仰的社会里,即使看起来有一些类似于宗教的活动,绝大部分也都与价值共识无关,因此也无法为公共说理提供理的权威。人们与神交往,大多数是为了求神满足他们的具体要求,因此,他们会有选择地崇拜据说是比较灵验的那些神(其实都是偶像)。他们会提供一些贡品或者捐一些财物,以此来换取神灵对自己的满足。如果不能有求必应,他们便去求别的神。能够成为理的权威的那种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的神是超越于人的具体要求的,不管应验不应验,人们都坚信这个神,因此这个神才具有普遍的道德超然性。人们信仰神,是因为神代表最完美的善、真和美,因此,神给人的是智慧、力量,心灵的抚慰和道德的指引,离开了这些,神给人类的“理”只能是空洞的教条。

一个社会的整体公共说理环境是由多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形成的,没有说理环境的社会往往难以避免命令、训令、宣传、争吵和言论压制。在一个世俗的,宗教信仰淡薄的社会中,仍然可以形成有效的公共说理环境和理的权威。这时候,说理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的民主法治,它保证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保证了在需要时能够达成共识的程序制度(公民投票、法庭判决、公民陪审等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们是说理的“理”的根本所在,不同意见的辩论最后都必然要以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来衡量各自的合理性。同样重要的是优秀的公民素质和教养,说到底,说理是公民们在说理,官员、社会名流、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人物都不过是身份比较特殊的公民而已,他们说理的时候也是公民在说理。一个说理的社会环境最终的标志是公民说理,只有在大多数公民愿意和习惯说理,有说理的要求、能力和习惯的社会里,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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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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