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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气象,是用什么炼成的?

2012-07-09 . 阅读: 7,059 views

二、盛世成因总有相似性

1、与民休养生息,统治者厉行节俭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吸取了秦亡教训,采用了休养生息的政策。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汉书·食货志》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汉景帝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唐太宗即位后曾下令释放宫女 3000 人,减少宫殿的营筑,停止官吏进奉珍异,禁止贵族官吏的第宅、车服、婚丧过分奢侈。他还并省了许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 2000 多人精减到 600 多人,以紧缩财政开支。上述做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促使生产状况迅速好转。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口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

2、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减轻民众负担

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历史上最轻的。从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

文景之治时期,它对百姓征收的赋税是很少的,所谓轻徭薄赋,在这个时期做得最突出。其实对一个国家政权的存在而言,征收赋税是必需的,因为它要支撑整个官僚机构的运转,要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转,它需要广开财源。那么要想减少对百姓的赋税征收,它就必须压缩它的财政支出。其中官吏,包括皇帝在内,这个行政费用的节约与否,就会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的多寡变化。在汉文帝、景帝这个时期,确实他们很注意节约,尤其是汉文帝在这方面得到了史学家和后世政治家更多的推尊与褒奖。

李世民深知正是隋炀帝的横征暴敛破坏了社会和谐,激化了阶级矛盾,是其覆亡的重要原因,所以自己就采取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政策,以创造社会的和谐。唐太宗即位以后,继续推行租庸调法,并在租庸调制中放宽了纳绢代役的年龄限制,并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从而保证了劳动者的生产时间。另外,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轻徭薄赋”,他即位当年,即正式颁诏减免全国赋役,此后,有关局部地区减免役税的记载共计十二次,这样就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他在一份诏书中明确地说“轻徭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

3、皇帝常自省,择善而从之

唐太宗的自律是令人称道的。人们大都知道一句出自唐代的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的政权承载者是民众,颠覆者也是民众。这是在告诫至高无上的皇帝要自省自律。统治者如何才能稳坐豪舟之中,驾舟的思想认识很重要。在《贞观政要》中有这样一段话: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利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这一段话原出自魏征谏唐太宗的《十思疏》,被吴兢收入《贞观政要》。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唐太宗提出的十项时常自我检讨的要求。这些要求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轻易做到的。但是,唐太宗却能常以此自省。魏征一生向唐太宗提过几百条建议,绝大多数都被采纳。当魏征晚年病重卧床,唐太宗仍致诏魏征:不见数日,忧愤甚深。自顾过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亏矣……意思是说几天没有你在身边,我的行为或决策或已经有了失误……唐太宗时期官府的风气较为清廉应该说与此有很大关系。可见只有常常地自省才能自强、自信。

唐太宗以尧、舜为效法的对象,以秦、汉的兴亡为教训,不到海边,不封禅,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几个来。在晚年他还能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说:“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4、政治开明,惟才是举,广招贤良

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才行兼备”,“举行能之人”(《旧唐书·杜正伦传》)。所谓“才”与“能”是指办事能力而言,所谓“行”就是讲政治标准。他曾与魏征讨论用人,认为“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唐太宗基本上遵循了这个规矩用人。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旧唐书·房玄龄传》)处理高祖时的老官僚,东宫、齐王府的主要人员,秦王府的僚属就足以证明他对选用的对象,执行的是不避仇敌、不避亲疏,惟才是举、破格提拔的原则,如对待魏征、薛万彻就是最著名的、突出的例子。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贵为国戚,当册封其为司空时,有人以“私亲之俏”加以反对,太宗排除干扰:“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他还能从贫贱中选拔人才,如马周,曾为人门客。太宗用其为“直门下省”,继又提为“监察御史”,十分称职。他还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各种渠道选拔人才。方法之一是改定“氏族志”,提高新的士族的尊荣,压制旧有的士族势力,为士庶并用的方针开辟了道路。

由于他的“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政策的实施,获得了用人致治的显著效果。贞观一代,人才辈出,佼佼者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才济济的盛况,“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他多次向大臣强调,“君臣合契,古来所重”,“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他把君臣关系提到了“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高度来认识,在求臣纳谏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政治主张。贞观三年,开始出现了“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安静”的大治景象。

5、盛世多危言,充满忧患意识

汉初的统治集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精神境界,那就是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务实求治的精神。在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里面,有个小标题,叫做“汉诏多惧词”,也就是说汉代的皇帝发布的诏书其中有许多是有戒惧之心,充满了敬畏之心的,这是一个良好的传统。“汉诏多惧词”这种格局就是从汉文帝这个时期开始的。比如说他在他即位14年的时候,他发布过一个诏书,讲了这样几句话,说他已经“奉宗庙”,也就是当皇帝当了14年了,说“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说我个人不敏捷也不聪明,更谈不上英明伟大了,以这样的才干当了14年的皇帝了,心里一直感觉很惭愧,就怕事情做得不好,愧对天下黎民。

贞观四年,唐太宗要修一座宫殿,张玄素表示反对,而且语出惊人:陛下如果修这座宫殿,就要像商纣王一样天下大乱了。贞观七年,唐太宗想要出游,大臣进言说:这可是秦始皇干的事,尧舜可不会这么做。

这样讲话,是不是“别有用心”,也至少有些小题大做了。而唐太宗竟然乐呵呵地接受意见,而且给予赏赐。

真正的盛世是听不到盛世赞歌的。唐太宗善于听从大臣的批评和见解,魏征直谏200多次直陈他的过失。大唐的权力中心,始终保持着冷静与平和,甚至是谦卑——这是构建一个盛世的基石。而当安禄山的一番蜜语,说得玄宗和杨贵妃喜不自禁时,大唐的盛世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6、废除恶法,减轻刑罚

一讲到汉文帝的德政,历史学家都会强调他在减轻刑罚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他废除了几个著名的酷苛的法律,一个是废除肉刑,再一个废除诛连刑,第三个呢,他废除了诽谤法与妖言罪。

此前有一种习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不仅要对犯罪者本人给与惩治,还要诛连他的家属,有时候诛连的范围很广泛,这对于制造恐怖气氛是非常管用的,孟德斯鸠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那么古代,中国古代推行已久的诛连刑就带有这样的一种特性,不仅以惩治,乃至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本人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大肆的诛戮来强调违反国家刑法所造成的可怖的局面。我们应该感谢汉文帝这样的一代明君,他下达了一个诏书,让群臣协商废止诛连刑,可是就在他的诏书下达之后,当时的两位宰相,周勃、陈平以及朝廷百官,协商之后居然有个答复,说这个诛连刑的实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必定有它的理由,希望皇帝收回成命。汉文帝第二次下诏,一定要废除诛连刑。汉文帝的这种理性精神,甚至可以讲成一种人文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尊重。

汉文帝的法律思想还有两点非常难能可贵。第一点,他承认国家的法律有“不正之法”,这个事情是在谈到废止诛连刑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个好的法律应该是引导民众的,只要国家的法律正了,百姓就会欢欣鼓舞,百姓就会愿意顺从,可是现在存在着一些不正之法,这些不正之法,实际上如果再不给与废止的话,将是以不正之法来迫害民众,这是害民之法。还有一条,就是在实际推行法律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罪疑者予民”,这个是见于《史记》的《孝文本纪》最后的一个赞语里边,所谓“罪疑者予民”的意思就是,即便是某个人,他可能是某个案件的涉案者,他甚至可能就是作案人,但是证据不足的时候,宁可就按照无罪来给予赦免,这其实这种执法思想也是所谓的“疑罪从无”。直到现在,这依然是讲究法治的国家在坚持的一个原则。

三、“盛世”的沉痛教训

1、汉武帝雄才大略,却不顾民生繁刑重敛

要论汉朝盛世,其实倒是国家无事,民给家足,因而也就缺乏宏大叙事的“文景之治”,而不是文治武功的武帝。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期,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用都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库存粮食吃也吃不完,堆在仓库外面,最后都腐烂 了。国力的强大,给了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在军事方面,他主动派遣卫青、霍去病数度征伐匈奴,又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在南方灭掉夜郎、南 越,建立西南七郡;在东方灭掉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在政治方面,他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严刑峻法,特务统治。在文化方面, 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太学,立乐府。其煌煌功业为后世历朝君主所艳羡。

然而,历代那些一流史家却不这样看。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辞只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称赞其举俊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 律、作诗乐等文治事业,而对汉武帝的煌煌武功则不赞一辞,并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在秉持 儒家观念的班固看来,国家的强大,首先应当是民生的安定富庶,而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却穷兵黩武,不顾民生,终于使得汉朝繁荣经济濒临崩溃。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解除北方边患,这本来是属于正当的措施。但汉军一直打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或为了抢夺汗血宝马,就发兵讨伐大宛,那就很难说是自卫 战争了。反过来说,这样的战争只会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为了筹措庞大开支,王朝政府便只能加重徭役,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 楚、燕、赵和南阳等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

为了聚敛财富,武帝还实行“算缗”“告缗”,凡申报税负不实的商贾,充军边疆一年,并没收其财产。为了怕商贾有所隐瞒,还鼓励民众检举揭发,“有能告者, 以其半畀之”,即把没收的财产奖赏其一半。这政策一出台,全国人都起来纷纷举报,中等以上商贾几乎都遭告发,倾家荡产,天下财富均归王朝政府。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汉武帝的评价同样不高,他称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 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认为汉武帝奢侈无度,严刑峻法,完全就是个秦始皇再世。之所以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没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原 因只在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及时调整了政策。

2、隋炀帝好大喜功,以万方来朝为务

隋炀帝好大喜功,平定西域之后,他为了招徕西域商人来朝贡贸易,命令凡西域商人路经之地的郡县要殷勤招待,并厚予赏赐。在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用尽苦心造就一个前无古人的“面子工程”,以向四邻夸功显富,炫耀政绩。从正月十五开始,隋炀帝下令在洛阳端门盛陈百戏,迎接西域诸胡酋长,音乐声传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照耀天地,前后达一月之久,费用无算。

与此同时,隋炀帝还下令装点市容,要求店铺整齐划一,帷帐华丽,珍宝充积,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要铺上昂贵的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

西域商贾经过,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吃饭喝酒不要钱,还要谎称:“我朝富裕,客人吃饭是向来不收钱的。”不过胡人也并非傻瓜,有些胡人看到街上的树木都用高级绸缎包裹,就说:“中原也有好多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布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

隋炀帝身败名裂,这段掌故自然也就成了千古笑柄。

3、宋真宗伪造祥瑞,搞“盛世面子工程”

北方的契丹入侵中原,宋真宗御驾亲征,最终与契丹人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贡给契丹绢20万匹、白银10万两换取了和平。本来,宋真宗还美滋滋 的,以为自己完成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未曾想他的大臣王钦若对他说:“这是城下之盟啊,是耻辱!”宋真宗这才转过弯儿来,又急忙询问消除影响、挽回自 己面子的办法,王钦若回答道:“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

封禅是中国古代最盛大的仪式。此仪式的意义是向天地宣告人间的太平盛世。问题是,以宋真宗的政绩,还真没脸去封禅。这难不倒王钦若——没有政绩,咱自己可以造,比如搞点儿“祥瑞”出来,这就有了去泰山封禅的资本。

公元1008年正月初三,文武大臣们被宋真宗紧急召集到皇宫。原来,这位皇帝一个多月前梦到一位神仙告诉他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刚才,宫里果然在承天 门发现了天书。此言一出,群臣们顿时炸开了锅:这可是千年难遇的大事啊,唯有盛世才会有如此的祥瑞!当然,这等把戏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群臣中有王钦若、 王旦这样事先安排好的演员,剩下的也明白皇帝这场戏的目的。总之,大家纷纷引经据典,道贺的道贺,拍马屁的拍马屁,一时间,皇宫倒是热闹了,还真有一番喜 庆的气氛。

在全国百姓的“一再请愿”下,宋真宗只得厚着脸皮“勉为其难”地去封禅了。为了配合皇帝的封禅之行,全国的祥瑞已呈遍地开花之势:泰山忽然涌出了泉水,而 各地的芝草、嘉禾、瑞木更是不计其数。最终在当年的十月份,宋真宗完成了封禅大典。北宋朝廷借此盛事还邀请各国朝贡,因此,在大典上,还呈现出“万国来 朝”的盛大景象。

这场闹剧并未就此终结,尝到甜头的宋真宗决心将面子工程进行到底: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祥瑞出现,宋真宗借此良机,不厌其烦地举行了各种盛大的仪式。为了吸引 各国前来朝贡,北宋回赐的物品常常是贡品价值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周边国家乐此不疲地前来朝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包袱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为了 应付日益庞大的开销,北宋朝廷不断加重赋税,为面子工程埋单的,最终还是百姓。

宋真宗的面子工程并没使北宋强大起来,仅仅买通几个大臣,造点儿“祥瑞”,然后大肆举行各种典礼,就能在短时间内,营造出太平盛世、万国来朝的局面。只 是,假的终究是假的,就算费尽心思地装神弄鬼,时间也会慢慢揭穿面子工程的画皮。而面子工程除了劳民伤财,还往往贻害无穷,造假者可以换来一时的风光,却 会留下永远的骂名。

4、清朝虽有“盛世”之名,但贫富差距世所罕见

清朝康乾时期,英国使团在登陆中国后一再震惊的,是繁华表象下的贫穷。

英国人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弃婴随处可见,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

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5、乾隆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近700人的庞大使团,航海近一年,于翌年9月14日在热河觐见了乾隆。大清君臣满以为这是“远夷慕化”,前来归顺效忠,不料这些“野蛮人”在国书中竟敢和天朝比肩,自称“兄弟和朋友”而不称“臣”,并且英使也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开辟新贸易港口、租借岛屿、派遣常驻使节等。乾隆皇帝一口拒绝,让他们尽快回国。

使团到镇江时,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操演。可马戛尔尼却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队伍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就像伦敦展示古代战争兵器时所见到的那样。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因此,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反而断定 “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

马戛尔尼本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好感,进而顺利达到外交目的。为此,他带来了杰出的学者和作品,如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带来了英国最新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最新的热气球、复滑车和天体运行仪,还带来了卫队,以便表演现代炮兵装备。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然而,清廷却不屑一顾。福康安将军拒不观看英国卫队的操练和现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们“对气球理论、动物磁气说、赫歇耳行星等反应冷淡”,贪婪的太监抢走大水晶吊灯时还把派克透镜打碎了。天文学家痛心疾首:“这些透镜举世无双,现在却永远也没人知道了! ”他们愤而宣称:“除了被一个文明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是“康乾盛世”在一个“蛮夷”心中留下的印象。

乾隆选择了闭关政策,也就是选择了落后,选择了倒退。一个没有改革的古老王朝不仅不敢开放,即便开放,也最终抵挡不住帝国主义者的坚船利炮。

结语:“盛世”更需要我们去做而不是去说

从古到今,中国有许多延续千年的国家梦想: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精神;夜不闭户、尊师重道的道德观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权意识以及能“外御强敌,内混一统”的国家意识。当然,有许多梦想至今还未能实现,例如“耕有其地,病有所治,居有其屋,老有所养”。我们渴望“盛世”的热切并不比以往任何时候差。

当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犯,生活在城市、农村底层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缺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并且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未来指向,即使如何传播公平、法治、完善的国家形象内涵,也必然不为大多数国民所认可。

期待中的“盛世”现在更多需要我们去做些什么,而不是说些什么。

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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