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mweiwei007推荐，刘墉作品。

追梦的下一代

由台北飞香港，翻阅机上提供的杂志。

《六十年后，你能拥有什么?》

美国《读者文摘》上的大标题吸引了我。

文章是个湖南青年写的，说他小时候住在乡下，有一天来了位年轻的实习女教师，跟孩子们聊天，讨论，相处十分融洽，可惜那老师只能教一个月。临走时，老师给他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六十年后，你能拥有什么？》。

有同学看了题目后笑道：“我能拥有什么？可能也就是抱着孙子在太阳底下捉虱子。”

作者则说：“我想，如果不努力，我也会和父辈一样，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

但是在那年轻老师的鼓励下，孩子们发愤读书，大多数考上大学，而今有些做了公务员，有些出国，有些做了研究生。

文章写得十分感人。但我合上书，心想：如果每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只想着离开家，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么，家乡的土地还有谁照顾呢？

接着到贵阳的一所大学演讲，我就提到这篇文章，说：我们不能只是想着离开穷苦的家乡，到城市过好日子，而要想，有一天从政，能改善家乡的建设；有一天从商，则回乡投资，积极的使家乡的人能过得更好。

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然后为读者签名。有个男学生没拿书给我签，只递过来他的笔记本，握着我的手有些腼腆地说：

“对不起！我没钱，买不起您的书，但是笔记本写了您的话。”又接着一笑，“您说的，在我们发达之后，要回故乡建设，我懂，也同意，但是我不感动。因为今天，我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北京

“右眼角膜穿孔，时间太久，已经完全失明了。”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为我带去的贵州女孩孙琴珍检查之后叹口气，“没救了！”

“为什么会穿孔呢？”我问。

“因为生病和营养不良，譬如缺乏维生素钾，造成角膜溶解，这在穷苦的农村是很普通的。”

所幸，女孩的左眼虽然也近失明，但是经过同仁医院最先进的治疗与矫正，几天之后，居然恢复了0.4的视力。

这个来自贵州山村的小女孩，刚到北京时，来了初潮，把车子椅垫弄得全是鲜血，又因为坚持自己洗衣服，不会用水龙头，淋得一身冷水，而半夜发高烧。但是视力一恢复，突然之间就像变了个人，原来的怯懦全不见了。

在北京的最后一晚，她整夜看电视，说这是第一次看清电视，又抬头对我说：“刘伯伯，我看到您了。”

“您还要来北京吗？”我问她。

“当然！我要好好念书，到北京来，永远不再回乡下。”

打电话给个北京的年轻作家。

是位老先生接的：“他不在，不知道！”语气很坏。

跟着接到那年轻男孩的电话，直道歉：“对不起！在我爸爸眼里，我是混蛋，我的朋友也都是混蛋，他以为您是我那票朋友之一，所以不客气。”

“你那票朋友怎么混蛋呢？”我好奇地问。

“都是搞艺术的。”年轻人一笑，“您可别多心，因为我爹我娘都是医生，我妹妹也是医生，只有我写稿子，在他们眼里，我是不务正业。”

上海

接受上海一家电视台的访问，在一间咖啡馆的楼上。

那是栋老旧建筑改装的，不知真有味儿——一楼摆着清时的牙床、鸦片榻，墙上挂着长长的水烟袋和鸦片枪。走上吱吱呀呀的木楼梯，只见满屋子都是锦绣的垫枕，中间一个沙发，坐下去，不但“陷入”，而且差点撞伤我的尾椎。

只见店主跑上跑下的送茶。但是访问一开始，他就不见了，等节目结束，走下楼梯，才发现那个大男生已经躺在牙床上打呼噜了。

“别吵他，听说他昨儿晚上一夜没睡。”节目制作人比个“嘘”的手势，“他搞乐团，摇滚的。”

“显然很赚。”我说，“所以能开这么个……”

“得了！陪死了！是他爸爸有钱。”

台北

晚餐后，和儿子一起去诚品书店地下室，看知风草文教协会的展览。

刚开完记者会，场上还摆着一排又一排的椅子，居然全是由附近小学借来的小桌小椅，十分有创意。

“对不起！想下午人会太多，所以现在才来。”我对负责人杨蔚龄说。

“您猜错了。”杨蔚龄一笑，“才来了三个媒体记者，还有一位是以前的老同事。”

我吓一跳：“怎么可能？”

“就是可能，因为我从事援助柬埔寨学童的工作，不本土，不精彩，也不煽情，记者不感兴趣。”

我看着墙上一幅幅照片，有被烧伤、下巴粘连着胸口的小女孩，有被地雷炸断双腿的小男孩，还有杨蔚龄抱着伤童的画面。

二十多年来这位美貌的才女，放弃了人人羡慕的空中小姐和副刊主编的工作，加入宝岛“一·一九”的急救，再进一步，到达战火未熄的柬埔寨，创办侨校。因为在台北的救护车出车祸，又在柬埔寨翻车，加上长年在穷乡僻壤奔波，弄得浑身是病，但她说：

“这样才活得有意义。”

在《天下杂志》的《梦想三〇〇·迎接阳光世代》专刊上，看到一个瘦削的、带着眼睛、套着毛线帽（据说里面理个大光头）、穿着两层夹克的大男孩。

文章说，北京大学毕业的胡佳，原本可以过舒适的小资生活，但是他选择了一条拓荒的道路。

可不是吗？

北京大学的经济系，这是亿万祖国大陆青年梦寐以求的啊！

但是胡佳在同学们纷纷搭上“发财列车”时，去了河南的艾滋病村帮助病人、内蒙古的恩格贝沙漠种树，还到青藏高原参与反盗猎行动……他因为过度操劳，染上肝病。

胡佳的父母是北京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直到三十六岁才生下他。

我不知道，他的父母会为胡佳喜，还是忧？骄傲还是失望？

参加大学同班的同学会，有人提到在报上看到我儿子演《白蛇传》实验剧的照片，又有人说看到刘轩拍的电视广告。

“甭提了！甭提了！气死我了。”我挥挥手，“哈佛念了七年，博士班才毕业就跑回台北，演戏，拍广告，办音乐会，最近居然在拍立体电影，真是不务正业。”

“笑话！”好几个老同学叫了起来， “你以前不是就演戏、拍电视专题吗？你太太在学校不是也演舞台剧吗？你儿子就像你，你骂什么？”

纽约

一对牙医夫妇来聊天，太太一进门就谈她最近收藏的几尊北魏的佛像。

她确实爱艺术，二十年前买下我一整套的册页，最近连我挂在自己门厅的作品，都禁不止她的“磨功”，而成为她的收藏。

“倒退三十年，我要学艺术。”她拍拍旁边的丈夫，“你说对不对？”

“对！”她丈夫大声叫道，“如果人生能回头，我要当魔术师。”看大家不信的样子，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个硬币，一下子就变不见了。

可是没过几天，那牙医太太打电话来，直叹气：“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儿子好不容易拿到律师执照，我又给他安排好律师楼实习，他居然说他不爱法律，要当专业摄影家……”

接到高中同班同学汪恒祥的电话，也一开口就骂儿子：

“你知道吗？我儿子大学毕业，他不接我的事业，却跑去从军了，到海军陆战队，一心想去伊拉克打仗。”突然又大声喊，“我是反战的耶！他居然想去参战。”

我笑了笑，问他：“你高中时怎么半路被勒令退学的？”

隔了好几秒：“打架。”

我又问：“你以前从英国回台北的时候，被警总的人破门搜查，是为什么？”

“因为搞民主运动。”

我笑笑：“你又何必骂你儿子呢？他只是有乃父之风罢了！”

宴会上碰到美华防癌协会的会长。

“儿子在非洲好吗？”我问。

“好什么？！非洲刚结束，又去了西藏。”

大家都知道，她儿子杰出极了，被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录取，而且直攻医科。但是念到一半，突然跑去非洲救治艾滋病患者，现在则去了西藏，说要帮助偏远地区的藏胞。

“我打算亲自去把他抓回来。”会长摇着头说，“太伤我和我丈夫的心了。”

我没多说，只是把话题带开：“谈谈你吧！你有什么计划？”

她笑了：“当然是帮助救治美国华裔的癌症病人哪！最近还要去上海、广州演讲，把美国防癌协会的经验介绍到中国。”

“真妙！你和儿子都在做好事！”我说。

结语

贵州、北京、上海、台北、纽约。绕过半个地球，我发现每个地方，每个年龄层的人，都可能有不一样的价值观。

贵州的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最接近—— 他们要走出去，走出贫穷、走向富裕与成功。

北京和上海的亲子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却愈来愈大，因为那些做父母的都是由早年的艰难困苦中挣扎出头，他们希望孩子能像自己一样奋斗。但孩子不一样，他生于小康，长于富裕，有自己的视野、自己的理想。

台北和纽约的年轻人更不一样了，许多人好像过腻了好日子，主动走向沙漠、走向山村、迎向人生的苦难。

于是许多父母抓狂了。

只是，细细想想，那些孩子“表现” 的，不正是他们父母年轻时的样子吗？父母因为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梦想，走“赚钱成功”的道路。

但孩子不一样，他们是追梦者。

我常想，世界就是个圆，贵州的孩子走向北京、上海，出了国，成了家，立了业，可能他们的孩子又带着父母留下的钱财和栽培出的高学历，走回穷乡僻壤的贵州山村。

我也常想，一家人就像一起登山，父母可能由山脚，胼手胼足攀到半山，在山腰生下孩子。他们总对孩子说以前的辛苦，希望孩子也从山脚爬上来。

但是，孩子说：“我要往上爬，何必往回走？”

想起香港《明报》载罗大佑医学院毕业，在执业一年多之后对他父亲说的话——
“如果要我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下半生都不会快乐。”

于是他去搞音乐，而且有了“民歌教父”之称。

想起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说的。

当他以《喜宴》拿下金熊奖时，做校长的父亲还希望他改行。

但李安继续电影事业，成为享誉国际的大导演。

想起美国第二任总统杰约翰·亚当斯一七八〇年寄给他太太信中说的话：“我必须学好政治和军事，好让我们的儿子们有余裕的时间学数学和哲学。儿子们学好数学、哲学，好让他们的儿子们有权利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和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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